浅议楚辞神话形象内涵及艺术特点【字数：7861】
摘要
楚辞作为先秦文学典籍，源远流长、深厚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屈原所作的楚辞中蕴含了丰富的神话与宗教文化材料，各路神灵齐聚一堂，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屈原运用了丰富的幻想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抒发其心中的忧愤与热忱。而这些神灵正是其情感喷发的载体，承载着激昂的情感和丰厚的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浓郁的文化气息和耐人寻味的艺术精神。
本文从楚辞的文本出发，对楚辞的神灵形象进行了梳理，将楚辞中的神灵形象分为天神形象、人鬼形象、人神形象、生物神灵形象四类。深入探讨楚辞中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联系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政治等情况，探求楚辞中神灵形象的文化内涵。最后一章分析了形成这种艺术特征的原因。
本文通过对楚辞中神灵形象的深入分析，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屈原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和他那一腔爱国的热忱。
关键词：楚辞；神灵形象；文化内涵、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神话源于希腊（mythos）与（logus）这两个词的复合，前者的意思是一个想象的故事，后者的意思是记述，实际上它指的就是神话的研究与解读。神话常常混淆于传说、寓言故事，在本世纪20年代初，神话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史上已经甚为普遍，出现了一些研究神话的著名学者。神话是把客观世界加以形象化，通过人的意识运用幻想方式制造处神话。学术史上学者把神话看成是原始人民“集体性”精神信仰的产物，具有神圣性与可信度，是一种不自觉的叙事艺术。神话的想象建立在当时氏族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它的产生并不是凭空的乱想与猜测。随着历史的进程，神话逐渐从朴野范畴进入文学化，几乎都经过后人不同程度的润色加工。
“传说”（Legend）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近代才有的，传统上称为“传闻”，传闻分散在正史与稗史上之中，而野史的传闻大多出自文人笔记。传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的叙事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其内容多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自然风光、社会生活和习俗等[1]。从内容上看，传说和神话甚为相似，两者经常混同，界限模糊，且出现在上古上期，故两者有时合并来说，统称为上古神话传说。一般说来，神话如上文提到的，指的是关于“神”故事，流行于上古民间社会，内容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以及神们的一切行事，古人相互传述，信以为真。而传说指的又是关于人的事迹，所叙述的对象时一些民族英雄，即民族的祖先或最古的帝王的行事。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部落之间战争频繁，人民流离颠沛，导致了民族迁徙。在苦难之中出现的能征善战的民族英雄由此成为人民敬仰的对象，逐渐取代了神在人民信仰之中的受崇拜地位[2]。人们的思维意识里开始由祖先崇拜演变为英雄崇拜，初民为了纪念英雄，或者为了巩固首领的领导权，往往把英雄、首领的功绩神话化了。由此，功绩凛然的部落首领、英雄带着神圣的光芒，为人们广泛传颂。在历代历史之中，古代帝王将相无一不是有煊赫的家谱，其始祖不是源于某一天神就是源于某一古帝[3]。因此，所谓历史传说，实则上指的是历史上实有存在的人物之传说，例如夏果、封王、武王，只是这些传说在原有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附加上了若干不同程度的幻想。
（二）研究意义
楚辞神话意象的研究不论是对于神话研究还是对于楚辞的研究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楚辞神话意象研究能促进神话学研究的发展。楚辞中包含的神话意象十分丰富，数量大，并且种类几乎遍及了神话意象的各个类别。如果能对每个神话意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但能促进神话学研究的发展，对于上古的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楚辞神话意象能促进楚辞学研究的发展。相对于整个楚辞学研究的历史，对于楚辞神话意象进行专门研究的历史还很短，研究对象还比较集中。这项研究将是楚辞学研究的又一个学术增长点。
第三，楚辞神话意象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楚辞文本的深入理解。对楚辞神话意象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剖析楚辞的诗意，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加深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第四，楚辞神话意象研究有助于推动楚文化的弘扬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这项研究能使我们深入揭示自己与祖先的精神纽带，进一步了解楚辞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为楚文化的弘扬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三）研究内容
通过楚辞中神话与宗教、神灵及神灵形象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对楚辞的研究从汉代王逸开始，多数是对文本的训话与解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其中的神话与宗教材料进行分析与研究，随着学科交叉与分化，对楚辞的研究呈现复合式局面，但是关于神灵作为文学形象的研究并不深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于楚辞中出现的神灵，大多是从神话学或者是宗教学意义上，并将楚辞中出现的神灵作为文学形象进行研究探析。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从楚辞中梳理出神灵形象并且进行分类，探讨其背后的含义。
二、关于楚辞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研究者很少介入，大多是关于神灵的考据，本文站在文学角度，分析楚辞神话中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研究楚辞神灵形象之所以具有这些艺术特征的成因。
三、关于神灵形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的研究，本文将通过对神灵形象的分析，把落脚点放在这些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和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上。
本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资料、研究意义等；第二章对楚辞神灵形象进行分类，并阐述神话形象背后的含义：第三章分析楚辞神灵形象的文化内涵；第四章阐述楚辞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第五章分析楚辞中神话形象艺术美的成因。依据这样的研究思路，希望对楚辞研究贡献一点微薄之力，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线索与思路。
二、楚辞中神灵形象的分类及意义
楚辞中出现了众多神灵形象，为了能够更加深入明晰地探析楚辞中神灵形象的审美特征、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笔者对其进行了分类并简要分析其意义。
笔者在整理楚辞中出现“神灵”时，发现楚辞中出现的“神灵”，并不一定都能称之为形象，而有些仅仅是一种意象。关于这一点，在第一节中己经说明，此不赘述。
因此，我们在《周礼》以及詹郸鑫先生分类方法的基础之上，结合楚辞中的神灵形象的实际，除去“神灵意象”，将楚辞神灵形象分为四类，即天神形象、人鬼形象、人神形象与生物神灵形象。
（一）楚辞中天神的形象及含义
在原始人类看来，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中，和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是日月了，因此日月受到人类的最高的崇拜与敬仰[4]。几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日月崇拜，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天上有十个日，日中有三足乌，有十二个月，月中有蟾蛛，他们轮流在天上值日，楚辞中日神化身为“东君”形象，日御或者太阳转而为“羲和”形象。至于月神，楚辞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但出现“月御”这一形象，屈子称“望舒”。
《九歌·东君》塑造了一个人格化的日神的光辉形象，“东君”即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日神。在《九歌·东君》中“东君”的内心独白大致是这样的：我即将要升起啊，但是又心怀故乡。屈原写“东君”之内心，欲以日神之兢兢业业反讽其楚君之政治失德。屈原借“东君”的光辉形象，寄托了诗人的理想，希望楚君能像“东君”一样，成为人民所敬佩爱戴之君王。
“羲和”二字，楚辞中一共出现2次，分别在《离骚》与《天问》中。关于“羲和”的原型，乃是日之母，在《山海经》中有记载。楚辞中所出现“羲和”形象，已然从神话中脱离出来，加注了诗人自身的情感，诗人命令“羲和”慢慢前行，就是希望时间能够慢些过，好让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去“上下而求索”，俨然“羲和”成为诗人实现远大理想的承载体[5]。
司命出自《九歌·大司命》中，通过这几方面的描写，一位身着华丽服装，佩玉戴花的神灵形象映入眼帘。于是诗人向大司命陈述自己的志向，“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表明自己忠心耿耿，然而君王还是越来越疏远自己，自己非常苦闷忧伤。诗人可以说将诗中的“司命”形象作为自己的倾诉对象，诉说心中的苦闷以及对楚君的捉摸不定。
楚辞中表示天帝意义的字眼包括“帝”、“后帝”、“皇天”、“上帝”等。语言中的“帝”本来是对天的别称，“作为至尊至上的上帝观念，其产生则是由人王的出现而发展来的。”在原始时代，起初只有具体的日月星辰等天体崇拜，没有统一的至上神[6]。大约到了父系公社时代，出现了原始天神崇拜，天神即是天体群神的集合体。如果天帝都不能够纯正无私，那么万物就会有所损伤，如果君王不能够勤于政事，那么百姓就会震怒。此乃讽刺楚君之政治失德，长此以往就会失去百姓对他的支持，楚国的国事堪忧，展现出诗人对自己国家的不满与忧愁，既而以天帝来比喻。
（二）楚辞中人鬼的形象及含义
鬼魂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由它产生的祖宗崇拜影响源远流长。楚辞中，也涉及到很多“人鬼”。而这些“人鬼”的形象，分为两类，一类多是上古时期的贤臣，暗示屈原本身也是一位贤臣，希望楚君能够赏识。一类，则为战死的士兵形象，这在《国殇》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彭咸”在楚辞中共出现7次，诗人再三在诗中写到“彭咸”，表明自己要学习彭咸，要以彭咸为榜样，要到彭咸所住的地方等等这些，都表明“彭咸”定是一位十分贤明的人，而诗人正愿意做一位这样的人，可见“彭咸”形象是一个光辉高大的贤臣形象，其实也暗喻了诗人自己。
“殇”形象出现在《九歌·国殇》中，这首诗是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挽诗。此诗分为两节，第一节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第二节颂悼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歌颂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7]。全诗从两军激战的场面开始写起，刻画了楚国武士的英武神勇，同时也以敬佩之情对壮烈牺牲的战士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战精神进行礼赞，由此来激励人民万众一心，实现保家卫国的愿望。祭祀战死的灵魂，是楚民族特有的军事民俗，这和楚文化“以歌代哭”的丧俗有关
系，是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灵魂观。这正是《国殇》中所体现的精神。屈原写“殇”，希望在战争中，楚国的士兵能够同仇敌忾，取得胜利。
（三）楚辞中人神的形象及含义
楚辞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形象，多数是上古时期的帝王，这些帝王均是有德之人，屈原将他们写入诗中，旨在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楚君能够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且能赏识自己的寓意[8]。楚辞中称黄帝为“轩辕”，“轩辕”出现在《远游》，诗人因不满于现实，而登高远游，认为“轩辕”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再去追溯已经很困难了，从而要追从王子乔，登仙远游。这里，就暗含有道家“出世”的思想了。
尧舜，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在楚辞中出现多次，另外，“重华”为舜的美称，在楚辞中出现三次。诗人写“尧舜”，旨在表明尧舜的贤明，借以讽喻楚君。“尧舜”既为上古圣德之帝，且在楚辞中出现的频率这么高，自然有其喻示意义，即表达自己的美政理想。
汤，夏朝的开国君主，楚辞《天问》中出现多次。汤原是夏朝方国商国的君主，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以及夏朝的方国韦、顾、昆吾等，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强国，与桀大战于鸣条，最终灭夏，建立商朝[9]。综上，不论是黄帝、高阳、帝喾形象，还是尧舜禹汤形象，这些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屈原借助讽谏楚君的载体。诗人言其事，说起理，旨在表明自己忠君爱国的心意。
（四）楚辞中生物神灵形象及含义
生物神灵崇拜，来源于“万物有灵”论，生物神灵可分为动物神灵和植物神灵。由于植物神灵的灵性不如动物神灵的那样显著，且在楚辞中出现众多“植物意象”，如“芙蓉”、“白薠”、“芳椒”等等，本文只论述动物神灵形象这一方面。楚辞中出现的动物神灵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龙”形象，一类为“凤”形象。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神话作品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灵物。龙在楚辞中共出现10次，并有各种不同种类的龙，例如，虬、蛟龙、应龙与烛龙。“龙”的形象，是诗人在自己想象中的超现实世界中的常见形象，它的功能是作为诗人的坐骑，带领诗人遨游天宫，也可以说是沟通人间和天界的媒介[10]。
凤，即是凤凰，又写作凤皇、鸾皇、凤鸟。在《离骚》、《远游》与《九章·怀沙》中均有出现，这里“凤”也成为诗人的驱使对象，和“龙”形象的作用是大致相通的，也是为诗人传递信息之媒介。
动物神灵形象在楚辞中主要扮演的角色即为媒介，是沟通现实世界和诗人创造的超现实世界的桥梁，同时也是沟通他自己和楚君之间的媒介。楚辞中塑造了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神灵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性和情感性。每一类形象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天神形象的塑造，实际是诗人对理想中的超现实世界的打造，寄托了诗人美好的政治理想；人鬼形象和人神形象的塑造，实则是一种美好君臣关系的象征，也表达了诗人自己渴望这种君臣关系的愿望。而生物神灵形象则是沟通现实与超现实世界的桥梁，是君臣之间交流的媒介。
三、楚辞中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
神话与传说，本身就是内含许多史前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人类社会的神话故事，在神话传说时代，乃是与人类生活，与它传承的民众群体生存形成相关的共同体、生活方式的依据、行为的法则以及精神的支柱。神话的反映生活性，具有明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交融的双重性。因此，神话与传说在楚辞里的意蕴有待更为深入的挖掘，这是探寻屈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途径，亦可溯源把握当时社会思想文化潮流，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通过神话与传说探究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倾向[11]。楚辞中的神话传说中蕴含着大量的上古时期社会生活状况及当时人民的精神信仰，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且反映出一定的人文心理，在简短的文字里透露出丰富的信息，一个故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表层的方面，在其生动深刻的字里行间，藏着意味深长的人间百态与世相。
（一）英雄崇拜与图腾信仰
姬姓始祖后稷教人民种麦菽等作物，是仁义的英雄。三代以前的神话君王都是文化方面的英雄人物，至少记录祖先生活的人是这样讲述的，这些记载多形成于周代后期。因为英雄的诞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利益，他们不但是征服自然、政府恶势力的代表，而且创造文化，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便构成了人的神与抽象的神灵的冲突[12]。于是，英雄们的诞生对天帝及其权威就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英雄是“人”的伟大代表，本质上就是与“神”的最高领袖地位及其利益相对立。屈原在《天问》神话部分提到的始祖神话，即三代始祖神话，包括禹、启、契、稷等四位朝代始祖神话。屈原追溯着“先王之道”，时刻怀念始祖的功绩，表现出的是一种对祖先的崇拜。且氏族的祖先一定是文化上的英雄。水患灾难会可能导致家园毁灭人民死亡，具有铲除水患能力的就会成为治水英雄。农业社会比较容易产生治水英雄，由于水是农业收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水灾是危害社会基础的因素之一，鲧和禹就是出现在农业社会时期的治水英雄[13]。
《天问》里提到的旸谷、扶桑等，就是太阳以及太阳神休息的驿站。古人对时间的崇拜往往和太阳的崇拜联系在一起。因此，古人用“天”作时间单位，以太阳升起和落山为分界点，这基于时间是由于太阳神控制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白天与黑夜之分。古人天真地把幻想当现实，把超自然的力量赋予万物，并作为神圣的对象加以崇拜。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会打破原始人自己编织的神话图景。屈原的大胆怀疑神话，体现出了一种思想的开放，由于新兴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人们打破了神圣世界观念的束缚，理性主义成为了诸子百家的总的思想倾向和时代潮流。屈原对神话的怀疑和批判在实质上就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和理性的审判，而是对信仰的改变[14]。
（二）朝代变化与明君贤臣
屈原在对待历史朝代更迭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理性的先进的历史发展观。屈原始终认为历史的车轮始终是向前的，只有在明德的君主领导下以及贤臣能者的辅佐下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富庶，社会生产才会得到发展，这才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如果哪个朝代有暴君佞臣当道，损害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成为绊脚石，就算不是纣王当政，没有妲己出现，这样的朝代必然难逃被灭亡的现实。周始祖稷是天帝的儿子，按理说应该是“受命于天，可享长祚”的结局，可却也难逃被取代的结局。屈原在《天问》中对天命、天道的一系列质疑，是建立在对历史事件怀疑的基础上的。神话与传说里的君王都是天神授予的，君王们是“有德”之人，理所当然统治着一切。可屈原站在历史的河流中字字句句铿锵有力逼问苍天，问“天”要怎么看待这些历史，要如何解兑这些历史，更要问“天”要如何主宰历史。显然这在诗人看来确实是无稽之谈了，“天命”、“君权神授”其实就是历代统治者为自己寻求利益的行为所找的合理借口以及用来安民的把戏与手段[15]。
楚国的悲剧性历史就是在挑战与应战、贤臣与佞臣、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碰撞中产生，结果都是邪恶党人得志、非正义占上风，忠臣被害、割地辱国的事件越演越烈，楚国在历史的盛衰兴亡交替里苟延残喘，屈原感受到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与道德天命观毫无关系。屈原始终坚信着事在人为，贤臣明君的出现就可以挽救楚国危机，所以他在沉江之际仍然深切的呼唤楚国能出现犹如历史上辅佐明君的贤臣的出现以救楚国于危难[16]。他在《天问》里提到了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如比干、姜太公吕望、梅伯、箕子、伊尹、子文等，更是提到明君如尧、舜、禹。屈原在无形当中有感于自己的身世同历史上的正直贤人产生强烈共鸣感，且超越于同命相连的身世之感，已升华为整个人类使命之感，他的重点笔触就此转向关于“人”的思考，他不再期望天上的神以各种神秘的威力主宰人类，犹如女娲可以补天、后羿可以射日等等壮举帮助人类除害，而是真实转向明君贤臣，这些可以推动历史社会进步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真实的人。
对于历史社会的种种矛盾，诗人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民众才是决定力量，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深深扎根于他的心里，国家兴亡、人民安危试试牵动他的心弦，他时刻准备着与危害国家、人民的言行做不屑的斗争，认为实现美政理想就能确保国家稳定人民幸福，这亦是他实现人生价值之所在。
（三）个性意识的觉醒
从华夏文明的发端到秦帝国的统一，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混沌到独立的过程，个性意识逐渐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而战国时代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春秋时代的文化思想积淀在这一时期爆发，人的理性精神和个体意识彻底觉醒[17]。战国时代，七雄崛起，旧的社会制度已经崩溃，更加放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开放，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乃至命运纷纷进行了思考，对天人关系、人的个体价值都有了清醒的认识，最终实现了个性的觉醒和精神的自觉，而这种觉醒与自觉具有普遍性和社会认同行，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意识觉醒时代，很明显地，他将自己的个性意识全部加注在他的作品楚辞中，尤其是他所塑造的神灵形象中。
这种个性意识首先表现在他对天和神灵的怀疑与否定。屈原在《天问》中的开篇对天地万物的形成发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然而屈原的这种个性意识又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怀疑和否定天神，一方面又任性天神，相信天神是公正的。例如在《离骚》中，曾描述天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的，对天下的君主都能够平等视之。在《九章·惜诵》中他还让各个神灵为他证明自己是忠心的，可以手指苍天为证，他令五神为他明辨是非，让六宗之神为他证明清白，令山川等神来作陪审。除了信任神灵，屈原还渴望能够得道成仙，《远游》中诗人听闻赤松子无为自得高风超俗，也愿意效法他，崇尚得道之人的美好品德，羡慕他们能够得道升天。于是诗人就乘着南风到处游历，到了南巢国，碰见王子乔，询问他成仙之道。而且屈原还是敬奉神灵的，这从《九歌》中便可一见。
综上所述，屈原虽有个性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个性意识是不成熟的，它本身就存在矛盾性，这也能够看出来，屈原作为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lwqt/yzlw/178621.html
热门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