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论文]矛盾论论文（2018写作参考5篇）
一下吧！矛盾论论文第一篇(1)论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摘要：实践论矛盾论是我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品格的经典著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代表性著作,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实践论矛盾论对19世纪30年代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究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其中隐含了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正确评价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字：实践论;矛盾论;民族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视角上看,实践论矛盾论(下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化的产物,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如此,关键不仅在于两论在哲学学理上取得了一些理论创新,而且更在于它们对于民族问题的呈现.民族解放道路的探究以及解决民族问题思想方法的阐释,因此,两论拥有特殊的民族视野.深刻体会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视野,不仅对于阐释两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一从写作时代和动机看,两论是背景的产物,服务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需要.两论最早成文于1937年.据考证,1937年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给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编写使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这个提纲以油印本形式面世,但并没有作者署名.之后被陆续翻印,得到广泛流传.特别是1938年4月开始,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第一卷第6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连载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时标明毛泽东主讲.上海的民主杂志,从1940年3月的第1卷第1期开始,也署名连载讲授提纲.[1]新我国成立后,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2章辩证法唯物论里的第11节实践论单独修改成文,以实践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又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法则单独修改成文,以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新我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两论被编入第1卷.因为两论特殊的问世经历,一些疑问和问题就产生了.第一,关于两论的问世时间的疑问.龚育之先生曾经关注到:六十年代中,国外有人发表论著,怀疑实践论以及矛盾论不是1937年的作品,甚至断言它们是1950年和1952年的作品.他们自认为有力的论据是,在这以前,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文件集(如整风文献)里都没有收过这两篇文章,我国理论家们的文章里也没有提到过这两篇文章.[2]在实践论三题一文中,龚育之先生对这样的疑问做出了回应.笔者认为,这样的回应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弄清楚两论文本诞生的时间,而且在于正确评价两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论首先是以未署名的演讲稿形式出现.这样的演讲稿完全可能是集体探讨和创作的产物,通过毛泽东的演讲而问世,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现了署名和不署名的两种流传形式,并且没有收进新我国成立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换言之,两论问世的时间和形式表明它是背景的产物,是集体的智慧.第二,关于两论创作动机和效果的设想和判定.有一些学者尽管没有对两论问世时间产生疑问,甚至认定两论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作.但是,他们对于毛泽东创作两论动机和效果抱有另类的推测和判断.如美国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解剖了毛泽东1937年作理论演讲的个人动机,他说:自列宁的背景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剖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3]施拉姆的上述论断,不仅提醒人们,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与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渊源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做探讨),而且提示人们需要对两论创作动机以及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量.换言之,施拉姆正确地看到,按照西方哲学学术观,两论在哲学学理上的创新价值并非是它的强项(国内有学者也指出两论在哲学学理上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哲学的文脉,而且具有实践智慧的特点),但是,施拉姆关于两论创作动机的判定确是值得商榷的.需要思考的是,一种理论演讲对于个人人生发展的价值和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是否可以并行不悖?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延安演讲对于他个人在党内以及全国地位的确立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将两论的创作动机仅仅局限在服务于毛泽东个人职位升迁的需要上,并不实事求是.远的不说,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新我国成立前,载有两论的演讲稿文本为什么不仅能够在各大解放区不胫而走,而且在广州.上海等非解放区的一些非党的正式刊物上也被刊载.历史地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及后来在全国的领袖地位并非靠演讲得来,而主要是领导实际斗争实践的结果.因此,将毛泽东延安演讲的动机仅仅界定为确立个人的党内地位而不顾及这种演讲对于民族解放的价值和意义,是片面而有害的.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4]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逻辑的推理责疑毛泽东的事后回忆是否带有主观情绪.但是,必须注意到一个细节,毛泽东没有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来说明两论的问世,而是表明两论是我们的创作.因此,仅仅将两论视为毛泽东出于个人动机照搬他人的理论的私家产品,是否有一种仆人眼中无英雄的瑕疵?当然,需要补充的是,作为我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毛泽东在其中有特殊的贡献.两论的创作也是如此.毛泽东对于两论的特殊贡献以及两论产生的具体历程还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和探究,现有的一些材料和描述对于我们把握这方面的信息有一定的价值.毛泽东的朋友斯诺先生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描述过延安演讲的时代: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就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我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斯诺先生的描述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相互印证,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链,表明在1937年前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在如饥似渴地学哲学,用哲学.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当理论家,而在于提高即将奔赴前线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水平.曾经担负过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重任的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在其我国纪事中,尽管很瞧不起两论,视之为庸俗唯物主义,但是,对这两篇著作产生时间和毛泽东的贡献,还是承认的.他说:1937年七八月份,毛写了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宣讲了这两篇著作,之后又收入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一书.[5]对于毛泽东的学哲学用哲学,李德说: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6]这些否定性论断恰好表明,毛泽东学习哲学,写作两论是要阐释新观点和新见解的.二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为代表,中华民族危机深刻而全面地呈现在当时各界.各团体.各政党和各个中华儿女面前.救亡实践是压倒一切的实践活动.为此,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中华民族面临的是怎样的问题?第二,中华民族还有没有救?第三,谁来救?第四,怎么救?第五,中华民族将被救向何方?上述问题又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总问题.对这些论题的直接回答构成了当时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关于时局剖析的主张.宣言.通电和演讲.这些战略或策略性的言论还不是哲学的应答.两论是毛泽东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上述问题做出的系统回应.第一,实践第一与人民第一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言论.观点和主张,在诸多认识中,哪种是正确的和真理性的?毛泽东给人们演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7]因此,在解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从事救亡实践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背景,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8]第二,矛盾的观点和矛盾剖析方法.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科学的理论,需要有科学的探究和叙述方法.毛泽东指出,承认矛盾,并运用矛盾剖析方法应该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的和普遍的方法.与矛盾的观点以及矛盾剖析方法不同,形而上学是否定矛盾并因而孤立.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剖析的方法.矛盾观点要应用到我国当时的实际,就必须有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剖析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号召人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运用现代辩证法到客观对象的探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9]毛泽东因此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第四,过程的观点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信念.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不得不越来越面对全方位的危机.我国人民奋起反抗,但是,屡战屡败.如何直面这样惨淡的现实.毛泽东指出:就我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我国人民,我国则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我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我国由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我国必然要变为新我国.[10]在两论中,毛泽东还指出,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将被打倒,而且旧我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也将被打倒.旧我国变为新我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由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这时,我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社会.[11]从哲学学理上说,在两论中,毛泽东探究了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着重阐释了对于我国传统的哲学论题知和行的关系的新见解.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释了对于矛盾问题的系列见解.但是,毛泽东无论探讨哪个哲学问题,都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创新,其论题的产生不是哲学家的学术推论,其对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只是追求学理上的完整.严密和逻辑上的丝丝入扣.比如,对我国传统的哲学论题知行关系,毛泽东不仅宣讲了马克思的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之后,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原理,其后又介绍了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又强调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以及实践与认识之间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重要意义,说明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等.实事求是地说,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释并非全都是理论的创新,有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叙事和再传播.这种再叙事和再传播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理论上重新建构一个独立的认识论体系,而在于回应实践斗争的需要,振奋即将奔赴抗日前线广大将士的精神和激发他们的斗志,教给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在毛泽东之前,作为我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致力于认识论的探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发现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携志也[12].孙中山的知行观倡导知难行易,也不是他对我国传统知行观的逻辑推演或逻辑悖逆,而是对由领导同盟会到组建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的实践论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知行辩证法的阐释,不同于孙中山的知行观.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不同并不在于理论的对错或者深浅的问题,而在于:第一,出现的背景不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同.1937年的我国和1918年的我国有着不同的社会面貌.到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战是各种进步与爱国的力量.团体的共识,在这个时候,认识上的一致性倒是比较容易获得了,投入到殊死的抗战实践和组织有效的抗战斗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二,1937年的时候,我国共产党组织不仅出现,而且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已经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论战已经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不仅掌握了对于我国革命的话语权,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进行社会思想建设的理论制高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知行观在将我国传统知行观带入现代,完成我国现代思想方法建构的同时,留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他对于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划分,对于民众的实践智慧与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之间关系的划界,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有机械论的色彩,而且也表现出先行者的理论局限.与此相对,毛泽东在两论中阐释的一系列观点,是站在我国人民立场上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问题的回答,是对以前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两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呈现,对于民族解放方法的探究不仅有背景的烙印,阶级的立场,而且也反映出他个人的成长.在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下称发言)中,毛泽东也关注到我国的民族解放问题.与两论相对比,发言中的毛泽东还处于主流的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带有青年知识分子特点.因此,在他的气势磅礴的宏阔语言背后透露出实践实力的缺席.经过16年革命实践打磨的毛泽东,在两论的行文中呈现出王气和霸气的特点.在发言中,毛泽东肯定走俄式道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我国,原因在于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实践论开篇就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13]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笔下已经不是将来时的可能有效的理论,而是已经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实践.其次,这时的毛泽东对民族危机有深刻感受,对民族统一战线有急迫的期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将两论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我国社会各阶级剖析(下称剖析)对比来看.在剖析的最后,毛泽东有一个总结,他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是革命党.也就是说剖析的视野是革命党的视野.与两论所竭力要呈现的民族视野相比,这个视野不仅有点不够大器,而且有点不切实际.在两论中,以延安为标志的我们党的符号被要求服从于民族的视野.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都是事物的现象.……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是能够成功的’.[14]两论并非是孤立的文献,在两论的前面有一些酝酿,后面有一些呼应,呈现出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视野壮丽景观.1935年12月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立足于变化了的形势,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我国为它的殖民地.根据这样的历史条件,毛泽东重新剖析了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态度的变化.这一次的阶级剖析不同于1921年.在1937年的我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我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以民族矛盾为重,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统一战线必要性.我国共产党任务是领导抗日统一战线.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我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15]毛泽东在两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在其后的论持久战中得到犀利.流畅而有力地呈现.其实,创作两论的毛泽东和我国共产党人,在着力于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与处于敌对方的日本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友邦苏联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回答斯诺的提问时,做过阐释.毛泽东说:我国共产党只是我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讲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我国大众的利益.只有在我国大众的利益和俄国大众的利益相一致时,才能说‘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只有在我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处于民主政权之下,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之时,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才能大大加强.三有些人不太同意将毛泽东当成哲学家来看待.他们认为毛泽东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培训,也不以哲学探究为谋生的手段.但是,这样的哲学观只是在学科意义上的.如果将哲学放在社会生活中去考察,结论或有所变化.对此,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解很有参考价值.他说: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正因为抱有这样的哲学观,在罗素看来,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就这一方面而论,甚至于纯粹的行动家们有时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或拿破仑的.[16]抗日战争的烽火激发了毛泽东学哲学用哲学的豪情,抗战的民族斗争实践赋予两论以特殊品格.因此,毛泽东也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当代我国哲学家的行列.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转化为认识我国社会的性质,探索我国社会发展道路,凝聚我国社会的革命力量的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化和大众化的历程,因此,两论呈现出我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品格.第一,我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立场高于阶级取向.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具有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两论从我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的视野上,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从这样的视野去认识现实的实践世界,其主体自然就不是个人,甚至不是单纯的阶级,而是作为各种阶级大联合的团体或社会.对此,冯友兰先生的体会是实践论所谓认识,和西方传统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题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17]第二,我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在社会实践的舞台而不是哲学家的书斋.因此,我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我国式的实践取向.我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实践取向,被人称之为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诞生伊始,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实践取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我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取向既承续了我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又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当然,两论所体现的我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上述两种哲学精神的简单传承或克隆,而是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为土壤,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发育和生成.两论的问世已经有80年多,以两论为哲学基础而进行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我国共产党也迎来了自己97寿辰.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党的伟大领导下,进行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北京共识我国经验我国问题我国道路乃至我国震撼等受到西方政要.新闻媒体.时事考察者以及大批理论探究者的关注.有些人认为,我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写照,回避或模糊毛泽东思想对于特殊语境下的我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究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是一个革命的巨人,但并不被公认为建设的能人,因为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过很多的弯路,甚至曾经陷入全面的错误.揭示在革命岁月中诞生的两论所具有的民族视野,以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对于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应该更加清晰一些.建设是革命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另辟蹊径,另起炉灶.正如邓小平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19]邓小平讲的这件事应该是指中华民族在取得独立.解放以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如果看不到两论所蕴含的民族视野,两论仅仅被曲解是党派之间的夺权哲学或党内斗争的思想武器,就会在革命与建设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会将我国共产党97年的奋斗历程截为两段,这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对两论民族视野的分析与揭示,更加明晰了两论的哲学智慧,更加证明了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化的标志化成果.所以,当前,掌握运用两论蕴含着的哲学智慧,要与学习习近平新背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夺取新背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参考文献[1][2]龚育之.在历史的转折中[M].上海:三联书店,1988:291-292.[3](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思想[M].田松年等译,我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8.[4]龚育之,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上海:三联书店,2009:85-86.[5](德)奥托·布劳恩.我国纪事[M].东方出版社,2004:284.[6](德)奥托·布劳恩.我国纪事[M].东方出版社,2004:285.[7][8][9][10][11][13][14][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孙中山.建国方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8.[16]罗素.西方哲学史:美国版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17]冯友兰.我国现代哲学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9:139.[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矛盾论论文第一篇(2)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矛盾论解读摘要：相较于国外我国问题探究领域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矛盾论的解读在价值旨趣.探究范式.理论深度等方面更为深刻.内嵌于西方不同哲学流派的理论逻辑.思辨性强于实践性.生发于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之际.以复兴马克思的辩证法为宏旨是其基本的理论特征;其五十多年的历史逻辑上溯自矛盾论在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解读模式下的三次别开生面的出场,下承以反阿尔都塞主义为要旨的以列斐伏尔.莱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范式的解读,再继于以亨特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的理论关照,又现于以齐泽克为先锋的激进左翼复兴唯物辩证法的价值旨趣之中.正确看待其话语体系中的理论越界现象,批判性地解读探究成果,吸收和借鉴其有益的探究方法,对创新和发展我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有裨益.关键字：矛盾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特征;历史逻辑;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单义到多义之变的历史演化过程中,还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进行理论斗争的图景中,乃是在新左派在后革命背景追问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或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下社会主义革命何以可能的理论与现实的探索中,以矛盾论为核心的毛泽东辩证法无疑是其中凭借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反过来,当今天我们致力于构建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我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深刻总结并批判性地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相关探究成果就显得极为重要.(1)一.国外矛盾论探究的一般理论特征所谓一般理论特征是指矛盾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框架和逻辑中的依附性特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基本特质.毕竟,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对马克思主义———解读矛盾论的理论依据———的认知框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其对矛盾论的解读,并不是单纯从其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进行阐释,而是内嵌于西方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之中,带有很强的背景性和多元性.比如,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解读就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的移植与凝缩的精神剖析法.斯宾诺莎的结构因果观等西方哲学紧紧契合在一起,在那一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而伊安·亨特则是在新辩证法的学术时代下,依托双真法结合马萨奇亚的矛盾观(亨特认为其是对毛泽东矛盾观的继承和发展),对矛盾论进行了解读.至于列斐伏尔.莱文.杜娜叶夫斯卡娅等人则是在存在主义.人本主义或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架构矛盾论的.齐泽克则是在拉康的精神剖析.黑格尔哲学等理论混合体中介入对矛盾论的解读.2.其对矛盾论的解读的理论落点,既不在于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根据,也不侧重于为我国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辩护,而更多表现为特定西方社会历史时代下的一种学术话语体系.这种话语虽然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特征,但从根本来讲依然属于思辨哲学的范畴,已基本丧失了作为实践辩证法的矛盾论的革命性.实践性.像列斐伏尔之所以关注矛盾论,最根本的就是为了批判新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家阿尔都塞的超决定论是一种巧妙而脆弱的掺假[1],即服从于学术论争的目的.当列斐伏尔高举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大旗时,其理论价值旨趣已远离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主题,而打上西方文化批判理论价值旨趣的烙印.即使是对当今被称为最激进左翼的红人齐泽克对矛盾论的解读意向来看,当他批判性反思矛盾论的结果是把什么也不做视为最激进的干预时[2],约翰·格雷一语中的地指出,这种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空空如也的呐喊[3].而对阿尔都塞式的理论革命而言,探求本真的马克思是其第一位的价值向度,而批判资本主义至多是隐形地存在于其对方法论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这种解读最终不自觉地陷入政治和文化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的窠臼中.3.其对矛盾论的解读时机,基本上是在世界或地区马克思主义发生危机之际.因而对矛盾论的解读具有一定的比附效应,即重构或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意图.比如阿尔都塞受益于矛盾论的过度决定论阐发于当时西方把马克思主义试图彻底黑格尔化之际.有学者就指出,阿尔都塞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时,将毛泽东哲学作为一个起点[4].伊安·亨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名誉扫地的情势下[5],介入对矛盾论的解读,以便剖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结构,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来面目.齐泽克是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被现代性替代荒谬理论(1)所遮掩,经济的决定作用被忽视,马克思主义价值指向———推翻资本主义被淡化之际而诉诸对矛盾论的再阐释.4.黑格尔辩证法或马克思的辩证法成为解读矛盾论的理论中介.这是这种解读的显著特色,其基本目的在于籍此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历史原像,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对阿尔都塞而言,他既借助于毛泽东的普遍性概念批判了内在于黑格尔主义中的目的论和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概念,又凭借矛盾的不稳定概念———即毛泽东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反对了经济决定论,同时又依托矛盾的不平衡观点反对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本质主义.还原主义,进而界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断裂,即使阿尔都塞后期以不断推移断裂点的方式委婉承认了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影响,进而建构了颇具影响的结构辩证法.对莱文来说恰恰相反,他一直坚持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6].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新背景的主要特征是对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7],再经由列宁辩证法,尤其是哲学笔记的历史命运,以及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政治实践的历史效果合乎逻辑推演出,只有真正回到黑格尔才能重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亨特.齐泽克也大致持类似的理论逻辑.二.国外矛盾论探究的历史逻辑:从阿尔都塞到齐泽克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或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学的发展历史谱系中,矛盾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流派中都或多或少留下自己的足迹,成为一些西方学者关注的对象.卢瓦曾说,相较于实践论,西方学者比较偏爱矛盾论,对其评论最多也最恰当.[8]1.科学主义范式下的矛盾论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在反击人本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过程中(1),对矛盾论的解读最为典型和引人注目.可以说,矛盾论对阿尔都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詹姆逊就认为阿尔都塞主义中的两大概念———生产方式概念(即不平衡关系的多层次结构).主导结构概念就是对矛盾论相关概念的结构主义改写.[9]阿兰·利皮耶兹也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辩证法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概念的相似性,即他们都是反黑格尔主义的,都没有把辩证法还原为一个最初的有机整体.[10]如果仔细梳理阿尔都塞的文本,可以发现矛盾论在阿尔都塞哲学转向前后的不同语境中的四个核心概念———问题式.认识论的断裂.意识形态.症候阅读法都在场.简而言之,共有三次出场并被赋予不同的价值蕴意.最炫目的第一次出场在保卫马克思文本中.阿尔都塞认为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问题———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而是截然不同的结构,是根本性的创造———的理论解答.[11]他借助结构主义方法的特质,重新诠释了毛泽东的普遍性—特殊性,由此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过程与黑格尔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异质性,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具的特殊差异性,从而为建构过度决定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第二次是在症候阅读的情境———主要呈现在读〈资本论〉中出场.在此,矛盾论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实践的理论存在形式被纳入阿尔都塞批判性地反思性地进行症候阅读的著作群中.当矛盾论被置于症候阅读的视域,它是作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彻底划界,廓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意识形态哲学之间的断裂的症候性著作.当矛盾论被视为以实践状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上升到理论的典型著作,是对政治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结构的反思性描述时,它是为阿尔都塞别出心裁地重新界定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理论实践的理论而出场的.第三次则是在阿尔都塞哲学转向后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自我反思的情境中出场.一方面,阿尔都塞借用毛泽东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即那种会在革命后继续普遍存在于未来社会中的矛盾来说明,不仅矛盾而且意识形态本身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即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因为它总是以各种形式永远存在着.[12]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依托矛盾论所阐述的矛盾概念或剖析法对以往的理性主义进行反思.他把毛泽东的矛盾观点作为避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评价任何哲学和任何哲学立场的唯一正确的出发点.不过,当他使用主要倾向与次要倾向概念时,也含有为其早期的观点辩解的意味.在他看来,次要倾向的存在是主要倾向不可避免的排斥物.2.新黑格尔主义(人本主义)范式下的矛盾论正因为矛盾论在结构主义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一些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与阿尔都塞进行理论论争时,就不得不涉及他们对矛盾论的基本看法,尤其是要回答毛泽东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虽然列斐伏尔等人本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对此问题作了一些阐释(1),但进行系统表达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新黑格尔主义者莱文.作为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莱文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有渊源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是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仅仅是人道主义或方法论的原则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最后成为政治实践,否则它就只能变成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而走向死亡.[13]二是莱文认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去黑格尔化和马克思主义必须黑格尔化的综合.(2)莱文对矛盾论的探究是多方位的,包括原因.来源.内容解析.评价等问题.在莱文看来,作为辩证法的提炼的矛盾论不仅开辟了社会方法论的新天地,使它成为描述各种历史状况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较好的‘地震仪’[14],而且这种方法论对西欧开始的新的哲学和策略的启程也有着重要贡献;对矛盾论写作的原因,莱文认为主要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一种能证实他的马克思主义我国化.科学化.理论化的新的辩证哲学作为他继续反对王明的武器;至于矛盾论的来源,他认为既有米丁的著作.列宁的哲学笔记,还有我国古代的阴阳观,甚至还包括国际执委会的文件.莱文的矛盾论探究,主要着力于厘清三个问题:马克思的主要的方法论.恩格斯对列宁的影响.黑格尔对于理解辩证法的决定性意义.[15]归根究底,他试图通过论证马克思与恩格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对立,通过明确列宁是21世纪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使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永恒化等命题,竭力证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必要性.就像他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之所以要把矛盾观念当作社会剖析方法的轴心,能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完成对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最根本的是因为毛泽东复活了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强调了主观辩证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我国化.3.新辩证法范式下的矛盾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喧嚣至上的历史终结的呼声,被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弃之敝履.尤其是当时剖析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中不自洽的.含糊的或过时的首要因素而丢弃.亨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辩证法学派的立场出发,与之展开论战.矛盾论也是在此时代下进入亨特的视野,并被用来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亨特既承认马克思,包括在资本论中,对黑格尔遗产的继承,与阿尔都塞保持距离,又认为黑格尔的辩证一元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二元论之间存在差异性(3),因而与莱文也有所不同.亨特对矛盾论的关注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探究了矛盾论与马萨奇亚矛盾观的关系.他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模式接近或一致于马萨奇亚的模式,特别是后者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统一与诸方面,以及矛盾的解决等的论述无疑受到矛盾论的影响.(4)他借助作为毛泽东辩证法模式进一步发展的马萨奇亚的辩证法模式想说明的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模式虽然具有超出一种简单过程之模式的复杂性的特点,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亨特主要解读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述.一方面他认为毛泽东对对立统一及其条件的说明明示了对立统一的重点在于向对立面的转化,而不是它们在统一实体中的共存.而对立面的转化实际上就是对立双方位置的转换,对立面的转化承担着旧过程的解体和新过程的出现的双重任务.概而言之,毛泽东的‘对立面的统一’是两个对立着的方面.它们的持续与斗争.其统一的最终解体和被一个新的‘对立面的统一’所取代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毛泽东的对立面的统一的模式并未确切说明一旦变化力量获得支配地位时它所要求的那种特定形式.三是亨特通过对毛泽东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模式的比较剖析,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模式只明确抓住了中介性,并没有抓住在实在的表层上对立面的直接同一和差异,也没有抓住它们之间的支撑和产生表层现象的间接同一.他的结论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矛盾在所有过程和事物中的普遍性.[16]4.拉康式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下的矛盾论在21世纪,新左翼的领军人物齐泽克在2007年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英译本的导言中以自己的理论范式对矛盾论进行了批判性解读.齐泽克与矛盾论的交集产生于三重情境:一是在现代左翼反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替代方案———使资本主义更人性.更民主.更公正.更宽容———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中真正的解放规划就势在必行,其中关键一点就必须重新恢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而以矛盾论为核心的辩证法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谱系中的重要成果.二是齐泽克与阿尔都塞.巴迪乌等人都一致承认毛泽东思想对他们的影响,甚至齐泽克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特别是他们都推崇矛盾论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所蕴含的文化革命意识契合了他们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1)三是齐泽克认识到在后革命背景依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无法解决西方社会问题,因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应西方的历史情境势在必然.而毛泽东辩证法所蕴含的新思维.新观点也给了齐泽克一定的启发.单就对革命主体的界定来看,当齐泽克从存在论层面把流氓无产阶级等边缘化群体构成的不同能动者视为重要的解放力量时,当齐泽克言称我国革命主体是以农民为主时,其中的隐喻是不言而喻的,即既然从工人到农民是一种伟大的传承,那么从传统无产阶级概念到无实体的主体的概念也应该是客观条件的召唤.(2)齐泽克对矛盾论的解读可以从隐性逻辑支配下的显性逻辑去把握.从显性层面看,一方面,他推崇毛泽东反教条主义的立场和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我国社会具体矛盾的科学剖析.并通过对矛盾论中的主要论点,即矛盾的两个方面———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仔细探究,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等思想是矛盾论的关键点.另一方面,他又跳出矛盾论文本的界限进行了扩张性解读.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在于反对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3),且没有把握到‘否定之否定’为什么不是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妥协,而恰恰相反是真正的否定.而毛泽东自己构造的否定辩证法,没有推进到黑格尔的‘对立面的同一’,他也没有认识到在暴力中革命具有反对和试图消灭它自身的本质[17].齐泽克之所以这样诠释矛盾论也是其理论逻辑的必然驱使.齐泽克认为要摆脱西方左翼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以重述列宁的方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对黑格尔哲学这一重要中介进行革命性阐释.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普遍性概念的改造,强调特殊的普遍性的决定性地位.在他与拉克劳关于普遍性的辩论中,齐泽克独辟蹊径地从黑格尔的精神就是头盖骨实体即主体等命题推演出,形式.普遍性和历史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概而言之就是具体的普遍性.[18]可以说,他对矛盾论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关表述主要是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通过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拉康化的解读,即突出黑格尔辩证法中内在的绝对的否定性向度,为他所指称的革命性行动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说明.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不赞同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的理解.三.反思性评价在矛盾论的跨国旅行中,可以看到对其解读的模式是多样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有所差异的,即使对同一问题的观点或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的.那么如何看待矛盾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的画像,其又对我们进一步反观自身并深化和拓展矛盾论探究有什么启发,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对西方学者在各自的理论框架或话语体系中对矛盾论的解读的评判的基点只能是我国场域下的马克思主义,评判的对照系只能是矛盾论自身存在的历史场域.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在多元化理论支援时代下的解读虽有别开生面的异国情调,但也有常态化的理论越界现象.此对各解读范式做些简要评价:科学主义范式下的解读无疑是深刻的,但已经是一种片面的超结构解释[19]下的过度诠释.其中离开实践论试图洞悉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其基本缺陷之一.虽然卢瓦曾说,阿尔都塞关于实践的理论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剖析和定义是一致的,甚至也许是由此而来的[20],但阿尔都塞从根本上割裂了两论之间的联系:为了避免任何人类学的残余,他质疑所有的实践学说,实践的概念消失了.[21]随之而衍生的无主体的过程,无人的历史的观点已经与矛盾论的价值意向背道而驰了.新黑格尔主义范式下的解读能从推进马克思主义我国化的视角,运用文本探究法.比较剖析法等方法,结合实践论全面考察矛盾论,并对矛盾论与以列宁主义为中介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独特的解读,基本上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由于其总是过于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定性作用,试图消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必然导致把毛泽东辩证法黑格尔化的可笑后果,必然无法解决矛盾论存在的内部张力问题.对新辩证法解读范式来说,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像亨特那样采取专题探讨了毛泽东的矛盾观的核心问题并不多见[22],但是当他以马萨奇亚矛盾观解读毛泽东的辩证法,把毛泽东矛盾的转化解读为矛盾双方的简单换位或特定循环的重复(1),而忽视矛盾转化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剖析.所属范畴———矛盾特殊性中的同一性,且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模式只是关于实在的普遍模式时,不能不说这是他的解读的重大缺陷.而对拉康式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来说,虽然齐泽克遵循的三个忠诚以及反对左翼理论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与矛盾论写作时的立论点基本一致,但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2)虽然齐泽克准确地把握了矛盾论的理论要点及其对我国革命乃至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的意义,但是当他用拉康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进行创新性阐释时,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认识上的裂隙.尤其是当他把毛泽东辩证法经由他改造的黑格尔辩证法这一中介解读为否定辩证法时,已经是根本性的误读了.而当其激进话语体系的行动概念在危机的紧要关头往往变成不要行动,只要思考时[23],他确实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毛泽东强调主观辩证法的条件性以及当时我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当今全球化时代下资本主义社会所遇到的问题的相异性.当然,矛盾论在国外的理论旅行不可避免出现了理论越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探究往往摆脱不了东方主义的预设,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他们也存在相同的文化局限[24].二是西方学者没能对那种强用西方哲学概念的构架和理路解释毛泽东辩证法的习惯保持警觉性.[25]三是矛盾论创作的历史时代和解读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四是如果从读者与文本间的关系而言,任何文本不仅都是多义的,而且其真正价值也只有赋予当代的解读才能展现出来.第五,以上各流派基本上都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要么持反对意见,要么沉默不语.而矛盾论无论怎么说都与恩格斯的辩证法不无关系.因而,在不同的棱镜下,西方学者眼中的矛盾论必然是多元的乃至相互冲突的,这是评价矛盾论在跨语境下的越界现象时的基本前提.但是在此更要强调的是,评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学术上的对话,更重要的在于挖掘过度诠释或误解背后可能留给我们在探究方法.视角上的启发,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为完成毛泽东改写.重写矛盾论的遗愿,构建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努力奋进.参考文献[1][法]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M].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41-242.[2]SlavojZizek:TheParallaxView,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2006,P6.[3][美]理查德·沃林.毛泽东的影响:东风西进[J].宇文利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4).[4][24][美]阿里夫·德里克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M].张放等译.北京:我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86,95.[5][16][22][澳]伊安·亨特.剖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M].徐长福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1,120-124,5.[6][13][14][15][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M].张翼星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5,7,471,402.[7][美]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M].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20]我国社会科情报探究所.外国探究我国:第1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7,27.[9][加]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M].陈永国等译.北京: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5,112,119.[10][21][美]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M].张金鹏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325,324-325.[1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75.[12][美]保罗·托马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M].王远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96-197.[17][斯]齐泽克.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J].王芳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8]孔明安.普遍性问题与后现代政治学的困境---兼论齐泽克对拉克劳普遍性概念的批判[J].哲学探究,2012,(7).[19][美]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M].余莉译.北京: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7.[23][美]马奥尼.当前批判理论的四种主要趋势[J].张也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1).[25][美]田辰山.我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萧延中译.北京:我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4.注释1对此,国内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共鸣.许全兴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就关注国外毛泽东探究动态,并且强调,对两论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对其注解及评论上,而要在充分借鉴国外探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新的论著,以完成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哲学任务.萧延中认为,结合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实践环境,拓展矛盾论探究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提升国内矛盾论探究的学术含量,需要认真总结吸取国外矛盾论探究的成果.雍涛指出,在矛盾论探究方法上应有剖析地引进国外学者某些好的探究方法,以便提高国内的探究水平.尚庆飞也认为,学习借鉴国外毛泽东探究已有成果,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及其思想,甚至会引导我们去发现许多未知和新的探究课题.2这种理论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本身及其基本机制,它批判的是帝国主义的泛滥,也就是在另一个更进步的框架下来调整资本主义体制.3有学者认为,阿尔都塞反对人本主义的隐匿的理论观点曾受到天主教中的个人即空无.黑格尔否定个人主体的逻辑学的影响.参见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2-3页.4列斐伏尔认为,否定先验性.辩证的因素是我国的思想同马克思思想的相似性;黑格尔辩证法和毛泽东的辩证法之间并不存在认识的断裂,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某一时期内的基本矛盾)和从属的矛盾的区别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相关思想的明确阐述,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没有改变辩证法的步调.5所谓去黑格尔化是指祛除马克思主义中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读.莱文认为恩格斯是在哲学史上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第一人,不过是以全面误读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为代价的.6亨特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模式是从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中所析取出来的合理内核.它的形式与内涵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用语表明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或明或隐地赞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7马萨奇亚的确在勾画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的框架时,清晰指出这个框架主要矛盾论.如果从马萨奇亚原文看还应该包括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等内容.不过马萨奇亚认为恩格斯.列宁强调辩证法理论只能由实证性证据所证明,辩证逻辑之类的被划归为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则是根本性误读.详见M.MarkMussachia,OnContradictioninDialecticalMaterialism.Science&Society,Vol.41,1977,P258-259.8虽然齐泽克保留了经济的优先性.阶级斗争,号召政治介入,但从其减法政治学的根本蕴意来看,除了保持激进的批判姿态外,他实际上拒绝采取任何切实的和具体的行动.从本质上来说,依然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以降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范畴.9其实,当毛泽东把西方革命迟迟不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关键是人的改造问题以及发出越穷越容易革命的感慨时,在一定程度上,两者的观点的确有相似之处.10一些我国问题探究领域的学者同样持此观点,比如施拉姆.奈特对此进行了批判,详见[美]德里克.[美]希利.[澳]奈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张芳等译,我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94页.11对此类观点,著名学者高清海早在1959年就进行过批判,详见高清海.张树义所著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12三个忠诚是指忠诚于他所认为的经济的决定作用.阶级斗争.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其具体含义详见张剑齐泽克:超越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学,我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第B03版.范文一：矛盾论论文(2018写作参考5篇)范文二：实践论和矛盾论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范文三：实践论矛盾论的马克思主义我国化的哲学探究范文四：习近平新背景社会的矛盾论的阶段变化范文五：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系统论的视角的价值剖析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lwqt/mflw/233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