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春秋笔法”【字数：7363】
1引言
1.1研究意义
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其独有的魅力和文风艺术昭示着中国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在历史意识空前发展的周代，史官文化因为史官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肩负对现实的责任而成熟，以《春秋》为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词，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传为孔子所作。《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它虽然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随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是要原始察终，惩恶扬善，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他的爱憎，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被誉为春秋笔法，影响着后代史传文学作品。阐述《春秋》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的《左传》在阐述《春秋》思想之外，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对后世史书、小说、戏剧的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左传》语言精练，文辞优美，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在对战争的记叙时，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人物成为主角，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相比《左传》，《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在训释《春秋》颇多牵强附会之处，当代学者杨伯峻甚至称它不是空话，便是怪话，但由于其中所表述大同统一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公羊学屡兴不绝，西汉乃极盛之期。
《史记》，作为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司马迁借鉴了《诗经》和《楚辞》、战国散文中酣畅淋漓的风格，又将春秋笔法发挥到了极致；在完成自己毕生抱负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司马迁的《史记》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巅峰。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为抑扬的标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例如对于失败者项羽，写项羽之神勇，诸侯将莫敢仰视，写虞姬项羽之别，悲歌和应，更是千古离别之冠，赚近诗人才子笔墨，荡尽失意之仁哀肠；他善于将人物置于广阔社会背景下，使得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强烈的传奇色彩又赋予人物神秘感。司马迁的《史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这些全部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然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刺讥褒贬，探究《史记》中的叙事艺术的特点，能深刻反映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爱憎情感，也能了解到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对于《史记》的研究，前人就已经十分重视了。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眼光超出了前人许多。后来到了三四十年代，研究《史记》的成果多了起来。其中李长之先生，他先是在40年代发表了若干单篇文章，后来集成一个集子。到了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白寿彝先生，他对《史记》思想性的认识，特别是对司马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研究得很深入，他撰写的《史记新论》虽然篇幅不长，却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多数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也慢慢集中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理解和表达上。不难看出，这三句话串联起司马迁整部《史记》，这包含了对人的描写，对历史事件的个人解析和看法，更是他对《春秋》中所熟练运用的暗喻褒贬手法的巧妙运用和开拓创新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对《史记》的研究首先要从它的译介说起。《史记》的主要西语译本有德文译本，法文译本，英文译本。其中最早的德文译本是在19世纪中期，奥地利汉学家先驱菲茨迈耶把《史记》24卷译成德文，零散发表在《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上。后在1956年，一专门研究《史记》文献而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弗勒兹·杰格的译文，《史记卷82》，载入《中日研究：安德烈·韦德迈尔诞生80周年纪念文集》。在法国，最早大规模译介《史记》的是汉学家沙畹博士。1972年，吴德明撰写的《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译注》是一种面向专家的学术性译介与研究的翻译典范，注重不同释义的考证，吸收了中国传统注疏、文学和语文学研究的成果。译风严谨，译语华贵、优雅，具有很浓的诗歌色彩。英文译本主要有两种：华兹生译本和倪豪士译本。华兹生在《史记》英译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从事《史记》翻译工作，1958年他的博士论文《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是研究司马迁及《史记》的第一部英文专著。之后，他又陆续翻译了《史记》中涉及周、先秦时期的人物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三代世表》的序。他的译本是《史记》已经出版译本中最为完整的英文译本。而倪豪士等正是在研读华兹生的译本过程中产生了对《史记》研究的兴趣。1962年，弗兰克·克尔曼撰写的《从四种战国后期的传记看司马迁的撰史态度》一书中，他分析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思想渊源、资料来源、列传的总体内容与风格，指出司马迁的政治态度决定了《史记》谋篇布局的历史态度。1987年，黎志刚在《中国文化》总28期发表《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迁》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影响。1988年，耶鲁大学侯格睿通过分析司马迁编纂史料的方式指出，《史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即历史史实具有道德教育意义，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阐释可能不会是绝对客观的，同样的史实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会有同样有效的不同含义。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新趋向。而《史记》中春秋笔法表现毫无疑问归到史学的研究上。《春秋》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对中国古代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都以单篇形式出现，多是零星的。在现有春秋笔法与史学的研究中，从微观角度辨析的案例占比重较大。《国语》、《史记》等史学著作，欧阳修，王鸣盛等史学家对春秋笔法的运用都是研究的热门话题，但相较《国语》，欧阳修，王鸣盛等个案研究，司马迁的《史记》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常德忠《（史记）中的春秋笔法》，赵彩花《（史记）对（春秋）笔法的渊承与创新》（上，下）侧重《史记》本文中春秋笔法的运用：常认为《史记》是效仿《春秋》而作，赵认为《史记》运用春秋笔法，是在渊承中有创新。王长顺《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台湾学者张高评《（史记）笔法与（春秋）笔法》则侧重春秋笔法与史记笔法的比较。在比较时，王文兼重二者之间同和异，张文则偏重二者之同，并强调《史记》笔法对春秋笔法的拓展。在现有《春秋》笔法与史学的研究中，宏观的理论探讨也占有一席之地，与微观的个案辨析可谓是并驾齐驱。王晓天《春秋笔法是曲笔吗？》从孔子的治史思想和《春秋》本身分析出隐讳基本上是直笔。詹华明《试解春秋笔法》认为春秋笔法的特点在于材料的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表现手法是一字为褒贬，孔子是借修史以传其道。
1.3研究思路
通过对《史记》的原文阅读和分析以及对《史记》作品研究著作的借鉴，提出自己对《史记》中所运用的春秋笔法的继承喝发展的理解，通过基本表现手法的深入探究，从多个侧面和实际记载，剖析字句间的微妙思想感情和作者所持态度与对历史事件和现实的看法和深思。要完成这些，本文使用的方法为以下几种：
1、文献分析法：参阅图书馆藏书、网上文章、期刊网相关文章、有关专著等；
2、个案分析法：通过《史记》司马迁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的视角和笔触来发现其中所运用到的春秋笔法；
3、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相同方法叙述事件的不同点揭示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发展。
2春秋笔法
2.1何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也称春秋笔削，出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具体出处？文内注）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孔子在撰写鲁国史书《春秋》时首创的一种笔法，或者说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2.2春秋笔法在《春秋》中的运用
2.2.1微而显
首先，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出处？？）指文辞简约但意义显豁。
成公十有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春秋、左传、史记的引文都需要标注出处，后文同）此处，叔孙氏是氏族名，因侨如奉君命出使，为了尊重君命，所以侨如前冠上了氏族叔孙的称谓，即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亲。后一句称侨如，而不是叔孙侨如，是因为侨如迎接夫人归来，为了显示对夫人的尊重，而只称侨如。这里可以看出，称谓不同，尊重的对象就有出入。另外，僖公十有九年，……梁亡。没有明确指出是秦国灭了梁国，而是指责梁君虐待人民，民不堪命，四散而逃，事实上是梁
君自取灭亡。这实际上是孔子对于秦国灭亡梁国并没有批评的态度，不是秦国攻破梁国也会由其他国家来完成，梁国完全是咎由自取。《左传》中关于僖公十九年对这件史实为《春秋》展开进一步叙述：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宫沟，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僖公十年有四春，诸侯城缘陵。杞国受到他国威胁，齐桓公不能救，率领诸侯在缘陵筑城，把杞国迁到缘陵。桓公不能率领诸侯救杞，是缺点，所以在文中没有提到修城的人。
2.2.2志而晦
第二，志而晦，指记载史实含蓄深远，文字简约，但表达的意思却很含蓄隐晦。
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疏》曰：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指载录史实而意蕴深隐，即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业。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此文的意思大致上是，桓公及戎在唐地相会，两人互相推让，不肯做盟主，会不成，故称公至自唐，即点明相会之地，而不说盟会成功。倘若三国以上结会，则一人为盟主，其余二人听命，结会成功，就不称至自某地，而用会字表示盟会成功。宣公七年……夏，公会齐侯伐莱。《春秋左传注》中曰：凡师出，与谋约及，不与谋曰会。意思是同志之国，共行征伐，若对方与我同谋计议，议程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若对方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也就是说，在出兵问题上，同志之国，事前参与谋划的称为及；事前未参与谋划而不得不出兵的称为会。有此可推断出，宣公此次的出征并没参与谋划而迫于是同志之国不得不出兵讨伐称为莱的国家。
2.2.3婉而成章
第三，则是婉而成章，婉，曲也。辟，亦作避。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这里主要强调的是避讳，通过委曲之辞以达避讳之意，也被理解成表达委婉曲折却顺理成章。
僖公十年有六，……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再又僖公十年有七……夏，灭项。……九月，公至自会。从字面上看，记录了鲁国僖公在淮会盟诸侯，第二年灭了项国，自九月而归。其实，中间的虚实都避而不谈。对此，《左传》中僖公十七年是这样记载的：（鲁）师灭项。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会。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事实是，鲁僖公于十六年十二月在淮上会诸侯，次年出兵灭掉了项国，齐桓公因为此事把僖公扣留。僖公夫人声姜，因为僖公被齐桓公扣留，同年秋，遂于齐桓公相会于卞城。这样，鲁国僖公才于九月得以放还鲁国。声姜上演的这场美女救英雄的闹剧，在孔子看来是属于为尊者讳，因此，在撰写《春秋》时才避而不谈僖公第二年秋才归来的主要原因。还有便是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壁假许田。根据孔颖达《正义》可知，鲁国的许田和郑国的枋田都是周天子所赐，按照周礼是不能互换的。所以从维护周礼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件事情，不能说两国之间相互交换，之能说是用壁来借用许田，假，借也。也就是说，郑伯用枋田和壁向鲁国索要许田，这实际上是交换，但各个史书或是传记用借来叙述这件事情的，都是沿袭了当时对此事的记载。《谷梁传》则云：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
2.2.4尽而不污
第四，便是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所谓尽而不污指的是尽其事而不迂曲、不加夸饰，污同纡、迂。
庄公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宫楹。即是用朱漆漆桓公宫内的柱子。根据《谷梁传》的注释，天子诸侯的屋柱是用微青黑色，大夫用青涩，士则用黄色，用赤色也就是朱漆的人来漆刷宫内的柱子是不符合礼仪的，所以孔子在这里详细记录。后又庄公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意思是在桓公宫内椽子雕刻花纹。而《谷梁传》同样对此加以注释，按礼制天子宫内的木桷要经过砍削和打磨；诸侯宫内的木桷也要经过砍削和打磨；大夫屋内的木桷只须砍削光滑就可以了；而士屋内的木桷只砍掉木棍的根须就可以了。因此，庄公把自己宫内的木桷上雕刻上花纹是不符合正规礼制的。孔子在此没有因为这是小事而忽略不将其记录下来，刻桓宫桷，丹桓宫楹，实际上是斥责庄公。桓公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也是孔子对不符合礼制的又一描写。按礼制，车与戎服，乃位尊者所拥有而以此来赐给位卑者，所以诸侯都不将车或者戎服当贡品来献给天子。庄公三十有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杨伯峻先生引《周礼·天官·玉府》郑注云：古者致物与人，尊之则曰献，通行曰馈。《春秋》曰：‘齐侯来献戎捷。’尊鲁也。战胜而有所获，献其所获曰献捷，亦曰献功。《左传》中记载：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遣俘。由此可见，齐侯吧戎虏献给鲁国是僭越了周礼的。孔子将这些不符合礼制的行为，通过不同字的表达来传达他对事情的看法，不加隐晦。
2.2.5惩恶而劝善
最后，是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这则是说善名必书，恶名不灭，以期达到惩劝的作用。
昭公二十年……秋，盗杀卫侯之兄絷。襄公二十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滥来奔。这便是盗与三叛人名。齐豹，卫国之卿，以《春秋》为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对卫侯的兄长怀有愤忿的情绪，起了杀他的心思，欲求不畏强御之名，《春秋》抑之，故书曰：盗。盗者，是对有罪的贼人的称谓。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都是小国的臣子，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所以书中记载他们时直道姓名，使他们恶名不灭。倘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倘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彰，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谈论到这件事情，其意甚明。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惩恶则善劝，故连言之。
3《史记》的春秋笔法
3.1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
3.1.1微而显，指辞微且义显。
微而显，是指辞微且义显。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同类事物的对照，来让读者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以《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在年轻时在粮库里亲眼看到老鼠偷吃粮食的事情为例子：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栗，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李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司马迁在这篇列传开篇之处，就把李斯塑造成是个没有出息的人。李斯想到，只要在粮库里做个偷嘴的老鼠，随心所欲，偷吃粮食又不受惊扰，也就心满意足了。从后来的史实来看，李斯当了丞相，赵高让李斯伪造圣旨，逼死扶苏，拥立胡亥为帝；也是因为李斯对权位的贪恋，使他对赵高是言听计从，结果是，李斯在逼死扶苏之后，最终也是被赵高害死了。在结尾处，司马迁写道：二世二年七月，具斩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具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孚！’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这段话的意思是，李斯被处死刑，出城门时对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出城门去捉野兔，还能够办得到吗？司马迁在细微处将李斯的人格充分展露在读者面前。他既承认了李斯的才能，干过许多大事，也揭示出李斯是个时时刻刻都是在乎自己个人得失的人。这样的，通过话语来刻画人物形象，铺陈事件都较为合情入理，进而也极为鲜明地表达出司马迁对李斯为人的鄙视。
除了说话，还可以用某些细小的事情，来反映某些人或者家族的整体特点，《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就是一个例子。万石君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建，另外一个名叫庆。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这段话的大意是万石君的儿子建，在朝中任郎中令，是皇帝的侍从官，写了一个奏事的文件，等文件发下来时才发现把马字写错了。他说马字下边有尾巴应该是五划，现在少写一划，皇帝怪罪下来就活不成了。害怕紧张得要死。他谨小慎微，对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万石君的另外一个儿子庆，是任太仆这个职位，陪着皇帝出门。有一次，皇帝问他，拉车有几匹马，庆举起手中的鞭子一个个地点这，然后才回答说有六匹。对拉车有几匹马本来可以张口就能说出来，但庆却硬是举起马鞭一匹匹点来，然后才做回答。这么做全是为了迎合皇帝，投其所好，庸俗不堪。司马迁特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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