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论文]清代民众教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官方和民间各自扮演的角色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却较少论及,尚有探寻的空间.笔者拟就此问题进行剖析,不足之处敬请斧正.一.清初教化体系的形成府县”,特指明清省级以下.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包括与县同级的散州).华北”约略相当于当下河北全境.山东西部.山西东部以及京津所辖地域范围.华北地处畿辅地区,乃是大清王朝王化首善”之区,其教化的影响力在清代随着清王朝的统治力的变化亦表现出从强化到弱化到衰落的过程.教化”一词最早见诸战国策·卫策：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里)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诸子百家教化学说中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都成为当权者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其中,儒家作为杂糅各家学说并强调道德养成的思想体系,他们相信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2](P348)儒家最终成为主导古代我国社会的教化学说而大行其道.在这一体系的影响下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教化方式,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凸显儒家学说特色的教化方式.这种教化方式一直持续到明代.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需要面对其地域辽阔复杂.人口繁杂众多.文化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势及明末社会大动荡引发的斯文扫地.礼崩乐坏的现实.清朝统治者也意识到仅靠武力镇压无助于社会秩序的重整,从善如流地选择了接受汉文化传统的同时努力加快本民族的发展.教化问题亦被提上议事日程.清太祖努尔哈赤曾经指出：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移风易俗,实为要务.”[2](P348)康熙亦说：朕惟至治之日,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清朝统治者视教化为为政之本,在认识到教化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的同时,如何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教化思想贯彻到下层社会也是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而所谓民之治乱在于吏”,即谓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民之善者,吏之功也”.[2](P346)清政府借鉴了明朝的教化政策和实施办法,设计了本朝的教化方针政策.既有以府县地方官员为主,以地方保甲.官学中保长.甲正以及州县学官为辅,通过宣讲圣谕.制定乡约.褒戒旌表等手段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的官方系统,亦有包括乡绅.家族.宗族为教化主体,以家庙.宗祠.私塾.书院.寺庙等为活动场所,通过自律或他律的方式影响着下层社会而构成的非官方下层社会教化系统.此外,还有宗教团体和地方社团等外围教化机构.这些官方.非官方和外围机构共同构成了清代下层社会教化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并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二.教化体系的繁荣与发展清朝统治者设计教化体系的初衷是以官方教化为主导,非官方教化系统作为官方教化系统的延伸和补充,在双方的共同操作下,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方案设计是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我们以乡约教化为例,清代的乡约与宋.明时期民间自发组织的乡约有所不同,它是通过朝廷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的.顺治十六年(1659),朝廷下令各州县设立乡约,专司教化之职,主要在朔望之日宣讲圣谕②,其中担任乡约首事的条件是六十以上.经告衣顶.行履无过.德业素着生员统摄.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以上平民统摄”,其后历代皇帝又多方严饬地方官及教官,不时巡行讲约之所,实力劝导,使人人共知伦常大义”,并规定如有虚立约所,视为具文者,该督抚即以怠玩废弛题参,照例议处.”由府县长官带头宣讲乡约.圣谕,在清初的民间社会所起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如山东东明县知县杨日升亲自撰写乡约俗解,通过讲乡约劝民,……民有听讲垂泪者,习俗一新.”另据休宁县志记载,当时休宁县共有180余所乡约,仅十八都一地就设立了20个.乡约宣讲,终清未改.根据杨开道的统计：自顺治九年颁布六谕,到光绪十七年,中间二百三十九年,(清廷)共颁过三十二道乡约谕旨.”又如官学的建设,据笔者对嘉庆大清一统志中华北部分地区府县所建府.县.乡学的统计,正定府(1府学,14县学).顺德府(1府学,9县学).大名府(1府学,7县学,1乡学).广平府(1府学,10县学).宣化府(1府学,10县学,2乡学).承德府(1府学,6县学).遵化直隶州(1州学,2县学).易州直隶州(1州学,2县学).冀州直隶州(1州学,5县学).赵州直隶州(1州学,5县学).深州直隶州(1州学,3县学).定州直隶州(1州学,2县学)等各府.州.县都建有府学和县学.官学是宣传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同时也利用这些官学生或为官或为民推广朝廷的教化理念.此外,清政府一反清初对地方书院一味压制的态度,敦促府县积极兴办书院.由于这些官办学校很少承担基础教育的责任,使底层民众的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为弥补因府县官学录用人数过少(最少是承德府,每年府学收录人数为6人,各县学为4人,其他府县官学每年收录人数在8-23人之间),因此需要设立私塾以便安置有一定功名又无法为官的学子士人.这些教官和学生也成为传播统治者正统教化思想的主力之一.笔者对嘉庆大清一统志中华北部分地区府县所建书院进行了统计：正定府(19所).顺德府(5所).大名府(7所).广平府(6所).宣化府(7所).承德府(5所).遵化直隶州(2所).易州直隶州(4所).冀州直隶州(4所).赵州直隶州(6所).深州直隶州(5所).定州直隶州(2所)等等.朝廷强调凡京外学堂.书院,皆以讲明圣谕广训为根本,并责成各府州县教官躬莅其事,俾海内士庶咸知纲常名教之重,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毋得视为具文”.此外,通过对忠孝.恭顺.贞烈等典型人物的旌表宣传,树立道德教化的榜样以供下层社会民众效仿.顺治五年(1648),清廷议准：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自元年以后曾经具奏者,仍行巡按,再为核实,造册报部,具题族表.”仅嘉庆大清一统志中旌表的名宦和人物占到所列人数三分之一左右.旌表的形式在地方下层教化上起着舆论导向作用.而作为官方教化系统的补充和延伸,朝廷在利用乡约宣讲圣谕时,也非常注重通过乡饮酒礼使民岁时宴会,习礼读律,其中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饮酒前,司正”的祝酒词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并强调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在时人眼中,如果宴饮之礼不能推广,普通乡民无法从直观中领悟其礼法,争慢之心便会滋长,从而影响乡里之间的融洽.人们亦将这种礼俗教化活动渗透到家庭.家族.宗族和官方承认的地方社团的日常生活中去.各家庭.家族.宗族和地方社团也往往将圣训内容和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编入家谱.族谱.宗谱和社团规章之中.由此可见,这也是圣训宣讲所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对于官学校的延伸,则是采取私塾.义学.社学加以补充.由于我国至唐以降历代政府多实行考试---入仕”为导向的精英式教育,这些官办学校(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府.州.县学)不仅数量有限,收录名额极少,且极少承担基础教育职责,根本无法满足下层民众的教育需要.以至于许多文人仕宦和贫寒子弟,几乎都是在私塾中得到他们最初的启蒙教育.民间兴办的私塾就成为官学的补充,其在宣传教化时也起到一定作用.清末实施新学制之前,华北地区城镇农村遍设私塾.据威县教育志记载：清末本县官办学校甚少,而参加县考的人数却多达三四百人,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当时诵读之地实赖私学.华北府县私塾部分数据统计大致如下(见表1).除私塾的普遍设立以外,地方府县还积极鼓励有能力的家族.宗族和实力人物兴办社学.义学,扩大朝廷对下层社会进行教化的阵地和宣传主体.清政府通过以官方教化体系为主导,以非官方教化体系为补充和延伸,以地方府县官员为实际操控者,以地方下层组织系统中的保甲长.乡绅.私塾师和在学生员等为辅而构成的这一较为完善的教化体系,在宣传统治阶级教化思想.稳定社会和移风易俗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这一教化结构中也有缺失和不合理的方面,正如李孝悌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民众来说,乡约成了一种过于直接的道德教化,内容空洞.形式贫乏的宣讲既不能在经济上给听讲者带来任何现实的利益或许诺,又不能在民众遭遇灾厄.苦难时给予精神上的慰藉”.乡约也因其强制干预的官方色彩,虽在弥盗政刑方面有一定成效,终因违背了教化风俗从民之好”的原则,而使清代后期官办乡约逐渐流于形式.而非官方教化系统日益显示其作用,无论是家族势力和下层组织(如看青会.护青团),还是一些宗教团体和秘密结社.商人团体,都通过劝善.助赈和助学等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它们在地方教化的影响力则在不断加强.官方和非官方教化体系在互相博弈中继续推进,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清政府所设计的下层社会教化体系还会持续在此消彼长的共同作用下发挥自己的功效.三.清末传统教化体系受到挑战鸦片战争爆发,特别是西方的各种理念纷纷传入我国后,传统的地方教化体系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需求的变化,各种新思想.新主张通过各种途径在下层社会传播开来.在清朝原有的教化系统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教化组织,这些新式的教化组织包括传播西方现代的知识与文化的新式学堂,介绍东西方各种新思想.新理念和新社会方式的新式报刊,宣传天主教和基督教精神的教堂及教会所办的学校.与传统的以儒学为旨归的教化体系不同,近代以来的教化体系无论教化的主体还是教化的内容,多元化倾向较为显着.这种新旧教化体系的并存状态,对清代教化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教化的理论基础受到挑战.传统教化的基本精神涵盖了重人伦.笃亲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等等规范,重点体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然而这些理念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不再具有说服力.大到国家小到个体对西方列强的突然出现均出现了迷茫和困惑,使人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对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做出必要的适应和调整.面对这种新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教化系统也必须做出自己的反应.传统教化主体中地方官员在乡约宣讲中将朝廷的律法.万言谕.御制朋党论.劝善要言.各种新政谕旨.调和民教章程.劝修水利.劝广种植.劝讲农桑.劝学.劝禁争讼.劝禁斗殴.劝禁烟赌等以及地方政府颁发的各种章程.告示.命令等皆纳入宣讲范畴.但地方官员在教化系统中的作用日渐衰弱,非官方教化主体的作用反而日益显着,原来的地方乡绅和在学生员也随着科举制的没落和西方新科学知识的传入出现了分流,在这些乡绅和学官.塾师中,有一部分人始终坚持维护传统教化思想,对新的理念和学说采取极度排斥态度；也有一部分则从善如流,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并积极加以传播,成为新思想的代言人；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利用自己在传统教化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被迫放弃了下层社会教化的使命并推动了近代乡村教化向现代性教化的转型.与此同时,新的教化组织形式也不断出现.第一,新式学堂的涌现.清政府在1901年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其中的教育改革方案规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并在钦定学堂章程中列出政府为寻常小学堂设立的课程门目,有：修身(取曲礼.朱子小学诸书之平近切实者教之)；读经(诗经)；作文(教以口语四五句使联属之)；习字(今体楷书)；史学(上古三代之大略)；舆地(地球大势)；算学(加减乘除)；体操(柔体操).”从国家层面改变了传统儒学独步天下的局面,用新的学习内容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第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带来了全新的基督教文化.他们在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的同时,通过救济入教民众,建立免费教会学校招收贫苦子弟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到光绪元年(1875)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约2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到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达4万人.”西方传教士通过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行为方式使基督教思想文化顽强地影响着我国下层民众,给传统教化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第三,新的教化思想和理念得以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脱颖而出并与流传上千年的传统教化观念相抗衡,亦得益于新的大众传媒的出现.书籍作为传统的传媒,成本高,发行慢,受众少,而报纸作为新式传媒随着西方列强来华也在国内传播开来.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倍增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率.”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申报时务报等等.自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报纸等新的大众传媒成了受众极广的宣教系统.诚然,从西方借鉴来的新的宣教主体和教化系统对传统宣教系统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与传统的教化系统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较少受到政府控制,在自己宣教主体的引领下,传授着自己的教化思想.这种新型的教化体系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对教化问题的垄断和控制,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动荡时期也引发了诸如乡民推倒新式学校,普通民众与教民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是流血斗争等事件.正如王先明等学者所说的：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擅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下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这一问题直到清王朝灭亡也未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也成为后续政权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参考文献：[1]张惠芬.我国古代教化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2]王洲明.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清)章.康熙政要[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4](明)李景隆.明太祖实录(卷203)[M].台北：中央探究院”历史语言探究所,1968.[5](清)昆冈,李鸿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8)[A].续修四库全书(第80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清)储元升.东明县志·建置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7]杨开道.我国乡约制度[M].滨州：山东省乡村建设探究院,1937.[8]保宁府为各学堂书院以讲明圣谕广训为根本并责成教官躬莅其事事饬南部县(清代南部县衙档案Q1-14-856)：光绪25年12月6日[B].南充：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9](清)昆冈,李鸿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3)[M].清光绪25年(1899)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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