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务成本增加对中国劳务输出及竞争带来的影响研究【字数：6802】
一、文献综述
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我国的劳务输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外技术经济援助，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向外输出劳务，并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这一背景之下努力完成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转交，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市场，促进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2012年，2013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导致中国劳务对外输出的成本大大增加以至中国劳务在部分国家的竞争力下降。因此需要认真研究我国及相关各国劳动力资源及成本的未来变化趋势，及时掌握各国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对我国劳务在海外市场上保持一定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认为劳务输出与经济增长，劳务输出与劳务供给需求，通货膨胀和劳动供给与劳务成本的关系，劳务成本与劳务输出有密切关系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综合分析这些研究文献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1.1国内外研究
（1）劳务输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和商品的国际流动关系密切，故而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西方国家关于劳动力国际流动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目前各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很多学者对该问题进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持替代论观点，认为未来商品流动会减少，劳动力流动会增多，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将替代商品的国际流动。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有Mundell(1957)、layard(1992)、Krugman（1979）等，Mundell(1957)最早研究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在要素禀赋理论模型框架下得出二者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结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对此贡献巨大，其在用Mundell在Hecekscher–Ohin模型的基础上，对国际贸易和要素国际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结论。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启动严格的贸易壁垒，将使国内劳动力的流出或境外劳动力的流入；如果一个国家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将促进改过劳动力国际贸易的开展。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国际要输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贸易都能实现商品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均等化，在生产满足一定的经济学条件的前提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并不需要要素和商品的同时流动，只要其中某一方面实现流动，即商品或要素其中之一实现完全流动即可，资源有效配置的目标就能达成。BLhning和Schloeter-Paredes(1994)以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三个由净输出劳动力转为净输入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得到一个国家(地区)为低收入水平时劳动力流动和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为高收入水平时二者呈现替代关系的结论。该研究还对1991年波兰试图通过与欧共体达成协议促进农产品出口但却导致波兰劳工大量流往欧共体的事实做出评论,认为在欧洲范围内劳动力流动和国际贸易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持观点是互补论，持这种观点的有Markusen(1983)、Rauch(1995)、Razin&Sadka（1995）、Connell&Conway(2000)等，这一观点认为，劳务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商品的国际流动和劳动力国际流动相互补充，Markusen(1983)在研究中发现，当改变Hecekscher–Ohin模型中的一些假设条件之后，将会得到与Mundell完全不同的结论。在Markusen的分析论述中，如果放松Hecekscher–Ohin模型中的几个假设，即国家之间无技术差异、规模报酬不变、没有国内要素对市场的扭曲、完全竞争，那么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就能完全体现。Collins(1997)等使用1870~1940年大西洋领域内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在剔除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周期之后,劳动力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Gould(1994)、James和William(2001)对美国的研究、Head和Ries(1998)对加拿大的研究均表明,外来劳动力能够带动出口与进口的增加,但对出口与进口的影响程度有所区别。持替代兼互补论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Stark&Yitzhaki（1998）、Stark（1991）、Panagariya（1992）、Ptark&Taylor（1991）、Davis&Weinstein（2002）等，这种观点既肯定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互补关系也承认商品流动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替代关系，是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一种观点，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整合变通，同时加入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认为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取决于分析方法和建模方法的不同。Russell&Teitelbaum(1992)的研究表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贸易流动和劳动力流动是替代的关系，但是一个较短的时刻内，两者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这种区分主要在考察时间的长短划分的。另外，根据贸易开始的时间的不同，在贸易自由化的起步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各种要素的流动还未完全市场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互补关系，当贸易发展经过深入发展，市场能够对资源进行理论上的最有效率的配置状态，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就变得非常明显。
总之，劳动力国际流动是到底是促进还是替代商品的国际流动，目前的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统一，很多问题还没有定论，替代兼互补论的观点更有市场，很多学者对这一观点持赞成态度，根据建模方式的不同和具体案例的不同，两者的之间关系会随之发生变动。
刘养卉，王字雄（2009）在《农村劳务输出与甘肃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疑问中劳务输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文中对如何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中国城市发展做了论述，进而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文中对甘肃省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甘肃农业生产条件差，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是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成为制约甘肃发展的瓶颈问题，文章分析了甘肃省农村劳务出口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这是新时期探索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对策。文中指出了甘肃省农村劳务出口的必然性，一是因为甘肃农村劳动力比重大，农村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77.41%，乡村从事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又占70.2%，富余率高；二是甘肃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文章同时论述了甘肃省农村劳务出口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来说有三个影响，一是农村劳务输出是解决甘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总矛盾的根本途径，二是农村劳务出口是促使甘肃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三是农村劳务出口是推动甘肃农村经济和设计公益事业发展的有力杠杆，四是农村劳务出口是促进甘肃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杨云母（2006）认为人口众多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压力:经济发展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自然环境受到不小的破坏,城镇居民的就业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把人力资源搞活,鼓励他们短期对外流动,人口压力将变成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已驶入快车道,并拥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潜力。只要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竞争优势,理顺管理环节,深化体制改革,就能通过对外劳务输出,使人口众多这一矛盾朝着有利于中国社会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胡昭玲、曾敏（2008）采用修正的贸易引力模型,应用中国与175个国家(地区)1995~2004年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劳务输出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对样本总体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劳务输出能够带动出口增加;而劳务输出对进口没有明显影响,二者之间呈现不显著的替代关系。对样本国家(地区)按区域和收入分组的回归结果与对样本总体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我国对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劳务输出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外派劳务最为集中的东亚和南亚,劳务输出对出口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在进口方面,除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外,对其余各组国家(地区)的劳务输出与进口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不显著。秦伟（2003）认为劳务输出是一条欠发达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目标的有效途径。湛泳,李礼（2006）在《我国劳务输出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对劳务输出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文中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劳务输出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对外劳务合作与贸易往来中的活跃程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各省、直辖市的出口贸易与劳务输出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良性循环阶段,而中西部各省的出口贸易与劳务输出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对外劳务合作方面的活跃程度有显著差异。李礼(2004)通过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两种方法,对我国1983~2003年出口贸易与劳务输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出口贸易与劳务输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2)我国出口贸易是劳务输出的格兰杰原因,即我国出口贸易的扩张导致了劳务输出人数的增加。
另外，文章对劳务输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论述的代表性文章还有张志英（2002）《劳务输出产业化现状、问题与对策–安岳县劳务输出产业化情况调查》，马友君（2010）的《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东北地区对俄劳务输出研究》等文章。
（2）通货膨胀和劳动供给与劳务成本的关系。
英国学者Panagariya（2010）认为工资成本是推动通过膨胀的主
要原因，他赞成供给推动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工资的增加常常是在个别部门进行的，但是，由于社会信息的流动性，这种增加也会影响到其它企业，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攀比起来，个别部门工资的上升最后导致整个行业的工资提高，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工资的普遍提升，通过膨胀就此开始，而且，这种通货膨胀又会反过来推动工资的进一步上升，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发生，劳务成本和国内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劳务成本也进而提升。根据开放宏观经济理论，工资增长较快时，不可贸易不部门的工资也迅速增长，也会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如果该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太大，这种通货膨胀还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发展。因此，劳动力成本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通过劳务出口可以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态势。
耿强、付文林、傅坦（2011）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开放NKPC框架的实证研究》对通过膨胀劳务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很严重，既有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有结构型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上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不断上升将成为中长期的发展趋势，这将加剧通货膨胀的发展，而长期的通货膨胀，又会反过来推动劳动力成本的进一部分上升。另外，作者通过构建开放新凯恩斯菲利普曲线，对影响通帐的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也认为劳动力成本是上升和通过膨胀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代表性文章还有曾铮（2009）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全球经济走向》，金三林（2010）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梁达（2010）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文章，这些文章对通货膨胀和劳动供给与劳务成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阐释了通货膨胀及其造成的劳务供给波动中存在问题，并对这些问题造成的劳务成本上升进行了论述。
（3）劳务输出与劳务供给需求的关系。
通过中国劳务输出状况分析劳务输出与劳务供给
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拥有13亿多人口和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预测从2013年(达到最大值)以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2013-2020年下降比较缓慢，但劳动力资源还有将近9亿。日本总人口为1亿2806万人，人口结构却明显出现了老化现象。基于20-30岁人口大为减少，统计劳动人口为6236万人，占全人口的48.7%。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数量悬殊，最多的是埃及为1161.7万人，其他国家都在1000万以下，其中劳动力不足40万的是巴林、巴勒斯坦、卡塔尔3国；在40~100万人之间的是阿曼（47.8万）、科威特（55.5万）、阿联酋（86.3万）和黎巴嫩（93.2万）；在100万~500万人之间的是约旦（107.7万）、利比亚（130.9万）、突尼斯（298.4万）、也门（329.6万）和叙利亚（354.5万）；在500万~1000万人之间的有沙特（501.0万）、伊拉克（582.2万）、阿尔及利亚（660.2万）、苏丹（867.5万）、摩洛哥（899.3万）。阿拉伯国家中的石油富国如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的本国劳务基本上不从事直接生产，直接生产任务全部由外籍劳务（如印度、中国、菲律宾等）完成。韩国2008年的劳动力缺口超过20万人，根据新加坡劳动力统计年鉴2010，新加坡劳动力约19.85万。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劳动力这一要素在中国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中国开展劳务输出能带来更大的产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务输出主要是以对外承包工程形式展开的。但后来劳务输出渠道逐渐扩大，各种形式的劳务输出持续发展。从改革开放30年来对外承包工程以及对外劳务合作发展情况看无论是合同金额、完成营业额，还是外派的劳务人员数量，均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从1980年到2011年，对外承包工程的合同金额从1.40亿美元增长到1423.3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也从1.23亿美元增长到1034.24亿美元对外劳务输出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年末在国外的对外承包工程劳务人员数量，在1987年以后的10年里基本上是2万多人到3万多人，而1997年后逐年增多，尤其2003年以后迅速增长，到2011年达到32.4万人。通过劳务合作外派的年末在外劳务人员，1987年末只有3万多人，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增长，1992年超过10万人，1995年超过20万人，1999年则超过了30万人，到2011年达到48.84万人。2011年末，我国外派劳务总数量达到71.2万人。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劳务输出与劳务供给需求的关系的研究
以Piore、Abrams and Abrams为代表的分层(节)假设(segmentation hypothesis)理论将市场分为两个层次，即薪水高、工作稳定的好工作为高级劳动部门;薪水低、工作环境恶劣、社会地位较低的部门为次级劳动部门。根据分层假设，在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人们往往回避次级劳动部门的工作，导致这一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影响产业发展。而外国低技术或非技术劳动力通常被次级劳动部门所吸收，不仅不会减少本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还弥补了一些行业劳动力的空缺。Wilfred J．Ethier对当前老龄化较严重的发达国家的外国劳动力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产业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老龄化问题，而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必定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指出:发达国家次级劳动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与该国整体失业率无太大相关性;外国劳动力的进入只是短期行为;外国非技术劳动力普遍从事国内劳动力不愿从事的工作;对外国劳动力的雇用缺乏稳定性。根据Zimmermann 1995年以德国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外国劳动力达到该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1%时，该国劳动力工资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0.6%，高科技行业工作人员的工资甚至上涨了1.3%。Gaston与Nelson(2000)对英国的研究结果表示，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与该国劳动市场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1999年OECD的调查结果也表示，很难证明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会增加输入国的失业率。另外，以OECD成员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与输入国失业率并无相关关系。
金永花(2011)通过对外国劳动力与韩国劳动力的供给行为特征比较、外国劳动力对韩国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补缺替代效应的分析，指出外国劳动力大部分流向韩国本地劳动力回避的次级劳动部门，缓解了韩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对韩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出较强的补缺效应。林勇(2006)指出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对泰国的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消极影响。首先,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优化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利于克服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的结构性问题。由于泰国在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方面落后于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各级各类高新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以及网络信息人才和金融服务人才的缺乏日益成为泰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泰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农业中的就业率日益下降,让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的农民成为非技术和半技术劳工。因此,泰国一方面从海外引进各种急需的高级人才和技术劳工,另一方面,在非技术劳工和半技术劳工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向外输出过剩的这部分劳动力。这种战略安排有助于泰国实现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第二,劳动力海外汇款改善了泰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据统计,1975~1995年20年间,海外汇款累计145亿美元,仅1995年一年,泰国的海外劳工汇款就超过了16亿美元。有专家说,如果没有海外劳工的汇款,泰国1997年的金融危机会更加严重。蒋茜（2011）通过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总量变动趋势的分析,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周期性的暂时现象,它标志着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力已经开始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供给，也预示着劳动力短缺的拐点迟早会到来。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仍处于过剩的状况，但通过对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分析和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供求缺口会越来越小。在2010~202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直到劳动力短缺的出现。
（4）劳务成本与劳务输出的关系
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C.柯布与P.道格拉斯根据美国1890-1920年期间对工业进行统计得出的数据，进而研究出了美国生产力的函数。该研究表明，在生产中资本所做的贡献为1/3，劳动所做的共享为2/3，这一领域的研究成为国外企业劳动力成本控制的基础理论，并逐渐影响到全世界其它研究者，人们开始对劳动成本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20实际60年代末期霍塔克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评价理论，认为物价水平和生产成本密切相关，生产成本决定物价，他同时认为，一个国家劳务成本上升，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劳务输出。1987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对劳动力成本与企业效益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和行业聚集，进而形成规模经济，可以降低组织和生产成本，价格优势就会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性就会变低，劳动力成本降低，加速了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这一观点影响了新世纪以来的部分学者，现在很多研究人员把企业成本研究和人力资源研究结合起来。
安徽省商务厅的文章《我国劳动力成本增长对外派劳务市场的影响》对劳务成本和劳务输出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2005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造成劳务成本的攀升，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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