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新政背景下高校生回流意愿研究以辽宁为例【字数：22591】
ill have a serious outflow predicament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and 52.8% of respondents refused to retur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turn decision of this group can be divided into personal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Among them, college graduates with male, highly educated, excellent grad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eak rural complex, low family economic level, pess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ocal economic level and administrative ethos are less likely to return. The four policy variables of policy achievement, policy impact, policy satisfaction, and policy perception all have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s on the influence of non-policy factors from high to low in many aspects. Finally, from the non-policy perspectives and the four policy perspectives of perception, influence, achievement and satisfaction, the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China.近年来，中国经济増速放缓，辽宁、吉林、黑龙江2016年经济增速分别仅为5.8%、6.5%和5.6%，面临着刻不容缓的紧急态势。在“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人口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重工业逐年衰退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大批人口开始流入待遇更优越、经济更发达的其余省市。而东北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使原本就严峻的人力资源问题雪上加霜，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人才流失导致就业结构不完善，后者又直接影响经济，助长了人口的又一次迁出。因此，如何处理好人口与人才问题，推动经济增长，完成东北振兴，成为了东北地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本课题将在前人的文献基础上，对“人才新政”下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回流的研究将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发展问题与高校毕业生特点，排除数据时效性不强的可能性，基于高校毕业生回流意愿，运用较为成熟的定量数学模型探究辽宁省“人才新政”的注重点与改进点，最终为辽宁省及东北地区人力资源缺乏问题提出切实合理的对策。余下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评述，第二章为辽宁籍高校毕业生基本特征与回流意愿的描述统计；第三章为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回流意愿因素的实证分析和在此基础上利用分层ols模型和访谈实例对政策变量的调节效应的深入分析；第四章总结全文并探讨“人才新政”的改进与完善。一、“人才新政”下高校毕业生回流文献回顾（一）人才政策的影响效应已有政策对于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影响体现在政策过程的三个方面上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而调节效应建立在政策结果的基础上，故置于政策评估一类。1.政策制定根据公共政策相关知识，政策的制定需具有一定的目标以满足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蓝志勇（2017）在对比中美人才政策与战略制定过程中发现，美国的人才战略目标更加注重人的基本权益，重视“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赵英华（2014）也重点比较了珠海市与苏格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方面所出台的政策和措施。发现苏格兰政府将待业青年分为不同类型以制定政策，保证政策效果，而不是将所有高校毕业生一概而论。陈童（2017）发现目前国内部分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模仿型与跟随型的特点，尚未形成自己的目标与示范引领作用，直接导致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模糊的问题。2.政策执行 陈丽君（2017）研究人才政策的层级传递与执行过程，认为人才政策执行的确存在偏差，偏差的来源主要是基层政府。傅衍（2017）则进一步分析了基层政府执行人才政策可能导致偏差的三个方面，分别为“层级传递的政策功能偏差”、“多部门执行导致政策实施梗阻”、“政策对话中信息传送不畅”[1]。刘伟（2014）分析了政策执行中政府干预企业招聘的具体流程，认为政府政策执行力度欠缺，应直接下达解决就业指标以解决高校毕业生流动问题。彭伟（2017）则从执行主体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各个部门联系互动质量不高，导致人才政策无法落实。3.政策评估与调节效应政策评估多指政策效能的评估，即政策有效性的判断，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层面的判断。宁骚提出政策评估应包括事实标准、技术标准与价值标准这三个标准的观点。李锡元等从人才政策的投入产出与效果持久度两方面对于高层次人才政策的效能进行了评价[2]。周佳雯（2016）采用创新反事实分析框架进行因子模型假设检验，考察假如实施的是不同政策的影响。芮国强（2017）采用AHP-熵值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常州市出台的人才政策效能。何春利用双重差分法（2017）考察了“东北振兴”的具体政策，发现至今为止人才政策起到了良好效果。总体来看，我国人才政策效能方面研究已取得较好进展。在调节效应方面，目前，学界关于政府政策如何产生影响的研究多以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主。如罗昆（2015）、贾蕊（2018）对于政府补贴的定量研究，前者分析了其对于企业收益的影响，后者分析了其在土地流转方弥漫施加的影响。陈骏（2016）、安磊（2018）等则是以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对企业绩效的效应研究。再如周燕华（2017）基于政府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模式与绩效的建模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其余变量后，政府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绩效的机制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上述所有研究得出结论的共同点之一，便是政府政策具有间接性质的调节作用。政府通过出台并执行政策使政策对象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宏观或微观的改变，政策的出现加强或削弱了原有影响政策对象性质的影响机制，最终达到调控目的。（二）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流动状况1.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1）职业素质不匹配（2）职业规划不清晰2.高校毕业生流动状况的影响因素 高校毕业生作为流动人口群体中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内容自然可借鉴流动人口的研究议题。目前关于高校毕业生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依据大可分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推拉理论两大类。马斯洛(1943) 在《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总结了心理学家对于动机理论的认知，因此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解释高校毕业生流动动因。在动机方面，他将动机划分为满足五方面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情感和归属感的需要，自尊、自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陆丰刚（2018）将动机理论结合劳动力流动实际，将理论具体化，提出人力资本个体效用的五层决定因素①衣物、食物等的满足。②住房、稳定的工作、完备的社会保障。③亲人、朋友、融入感的团体。④事业和名声⑤选择和自由。李(E.S.Lee)于“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中完善了基础推拉理论，认为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有三“拉力”、“推力”、中间阻碍。国内学者以推拉理论分析同是人口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现象时，曾将推拉理论结合地理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生活因素、个人因素等以分析决策迁移过程。图1阐述了推拉理论的作用机制。图1 推拉理论作用机制 而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引入高校毕业生流动因素的研究。学者艾尔德（Elder）认为“个体于一生中将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这些角色和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排列的”。孔高文（2017）的研究证实了家庭社会资本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倾向造成的显著影响。因此有关高校毕业生流动的理论基础仍待进一步发掘与完善。（1）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对人口流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鲍哈斯(Borjas)基于Roy模型构建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标准模型[10]，在成本收益框架下，追求相对收入最大化是劳动力产生流动的动机，可以获得最高的地区是劳动力的最终流向。张抗私（2018）则对经济因素做出另一种阐释，将其归于流出地因素。姜宇（2017）基于特定空间背景指出，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仍是经济动能缺乏。老工业基地长期成为了东北三省的长期基础依托，使东北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导致民营经济发展滞后，整体经济动能不足。东三省县市内部也大抵相同，人口流失区域无论是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还是薪酬水平，都明显低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平均值。周晓蒙（2018）使用微观调研数据分析高校毕业生省际流动特征，发现地方产业结构对于劳动者省际流动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第三产业将会是吸引高学历毕业生的重要领域[11]。王利国也持类似观点，表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东北就业的拉升作用具有显著累计效应。因此经济因素既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地理想的收入水平与工作福利，也包括生源地的经济建设水平。（2）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劳动力流动决策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便是个体特征。年龄、性别等基本个体特征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流动抉择。周志强（2018）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知识价值观逐渐呈现出以就业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倾向。王微（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从高考分数开始便可以显著影响未来的流动偏好与收入水平，大学前的人力资本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张抗私（2018）发现高校生毕业后，学历对于其省际流动决策起到显著作用。宋国恺（2018）通过定量分析解释了其中的机理。高校毕业生拥有了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其具有相对的就业竞争优势，更可能选择资源相对较好的地区去就业，人力资本相对弱的群体在就业竞争上并不占优势。石红梅（2017）认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不是替代关系，武天（2018）则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算作人力资本因素之一，因为从宏观层面看，社会结构与流动相对闭塞与不畅通，因此父辈的社会地位结构因素对影响到子代地位获得的作用显著。孔高文（2018）进一步诠释了个人家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具有较高家庭社会资本的毕业生更倾向留在户籍所在地工作。邵挺(2017)指出“官二代”高校大学生的流动代际相关性更强，即父母任一方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毕业生，工作初期收入显著提高，流动性更强，流动结果稳定性高于平均水平。但也有学者从个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高校毕业生生源地社会关系网较为健全，流向新的地方就业时会对个体造成足以侵蚀精神健康的压力 [12]。刘莹（2018）赞同了“先赋性因素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阶层变化产生影响”这一观点，但提出家庭出身和毕业生流动空间以及流动意愿呈反向递增的看法。总体而言，关于人力资本与高校毕业生省际流动就业偏好的影响存在着诸多有差异的论点。（3）社会因素社会观念会影响大学生流动就业偏好。王瑞民（2017）认为由于社会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完全破除，因此具有城镇户口的子女无论是在就业市场上还是就业后待遇都有着高于农村户口子女的优势，这种保障性使得城镇户籍高校毕业生更为频繁流动以寻找最理想的工作。亓晶（2018）认为如今，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正在逐年递增，质量却参差不齐，因此总体面临“就业难”的困境，而这一群体由于在本科阶段学习理论知识与实践脱节，难以适应就业竞争的需要，因此社会上普遍形成一种高校毕业生“眼高手低”的共识，在实用主义倾向风气盛行的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较为困难，就业的不稳定性也会影响到其跨省流动状况[13]。但这种现象不能够一概而论，高振强（2018）认为“985”工程具有良好的社会与学术声誉，因此等级较高的院校毕业生容易形成就业单位性质与行业的就业偏好[14]，社会接受度也明显高于低学历大学生。而马莉萍（2017）着重分析了社会观念之于女性毕业生返乡就业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选择返乡就业而非就读院校的所在地就业[15]，除此之外，受国企诸多用人观念影响，女性在事业单位的就业比率远高于男性。（4）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也是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抉择影响造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冬（2017）反思了政治动员之于就业流动的影响，表明政策如果要产生影响，就不仅仅只有政治号召与动员，而是要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源和就业机会以进行切实引导。目前为止，部分政府提供的就业福利并未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原因可能就在于此。罗建河（2017）在“政策惯性”的视角下分析高校毕业生对于人才政策的态度，由于“能力本位”社会尚未完全建立，这一群体社会公正、社会公平是存在或多或少的怀疑的，这种怀疑很大程度上会表现为政策对象的“社会文化心理”对于新政策价值的拒斥[16]，从而不去响应政策的实施，使得政府人才与就业政策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产生巨大落差。（三）东北地区人才困境 1.人力资本外流总体而言，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外流困境已成为学界共识。李北伟（2018）通过对比计算相关年鉴数据，得出东北地区已经成为了劳动力的净流出地区。据估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东北人口净流出了205.24万人。戚伟（2017）则测算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规模，深入分析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演化格局，提出人口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人口质量和结构这一观点[17]。王志浩（2018）通过研究东北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得出就业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高学历人口增长缓慢，人才流失问题在全国中最为严重等结论。而李吉品（2018）以家庭视角佐证了这一观点，发现目前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逐年增强，对于举家迁移的个体而言，家庭不再成为拉动其返回老家的因素之一，而能够做到家庭化迁移的人口人力资本高于平均值，从而加重了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外流困境。王振宇（2016）的研究表明了人才流失对东北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具有负面效应，其中以辽宁最为典型 [18]。因此，诸多不利因素均制约了以辽宁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发展，针对这些不利因素以及地区经济增速现状，必须找到经济振兴的突破口，而人力资本便是突破口之一[19]。2.人口结构失调（1）自然增长率低王志浩通过计算201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得出，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均值仅为0.75%，远远低于1.3%这一国际标准，属于超低人口增长水平。这种现状已持续接近二十年，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人口增长缓慢并逐渐减少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东北地区常态，此现象将必会减少东北地区的人力资本劳动力存量 [20]。刘盛和（2017）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认为正是人口流失影响了人口结构，导致常住总人口变正增长为负增长，但侯力（2018）提出了相反观点，认为高城镇化率促使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文化程度高的个体平均生育率较低。从理论上看，青年人口外流一方面会减少本地的育龄人口，另一方面对迁出地整体人口文化程度的提升造成不利后果，这将可能对生育水平带来长远影响[21]。金凤君（2017）则具体计算出人口结构不均可能引发的结果，2015年辽宁省的人口增长比率为-0.42‰，和黑龙江省成为全国唯二负增长的省份。（2）老龄化水平高东北三省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已然是社会共识，而年轻劳动力流失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进程。韩美兰（2018）认为辽宁早在1995年便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7.3%，二十年间，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一直很迅速，几乎接近于同时期韩国水平。基于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佟昕（2018）测算了政府财政养老金缺口将达到2010年GDP的113.42%，辽宁将比其他省在未来面临更大的财政支付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22]。而吴希玲（2018）提出辽宁人口的老龄化将影响全社会的经济消费支出，使得消费总量和居民消费率普遍降低，最终制约其经济的发展。毕菲（2018）的研究表明，这种经济落后现象会反向作用于东北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和发展水平，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四）研究述评1.人才政策的影响效应（1）将政策与地区经济现状结合以做到因地制宜的研究较少，从宏观角度研究人才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的框架较多，导致对于各地政策的研究高度同质化，未形成地方特色，难以加深研究深度。（2）在政策制定方面，相关学者仍单纯将福利保障政策视为拉动高校毕业生回流的最主要手段，将注意力局限在福利政策的影响上，导致人才战仅是各地比拼待遇丰厚，带有急功近利的浮躁色彩。也导致人才培养、人才评估等配套后续体系研究的滞后。（3）在人才政策效能评价方面，囿于人才政策效能评估体系上的不足，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对宏观政策体系进行广泛的评价而不是深入探究影响政策效能的因素，从而阻碍了定量研究的推进与不同地区的比较分析。2.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流动状况（1）由于“人才新政”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及城镇建设等社会现象相伴而生的，因此系统研究这一现象的文献较少。已有文献大多是从劳动力流动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其流动影响因素，但鉴于高校毕业生的群体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将高校毕业生流动与劳动力流动一概而论。（2）在以高校毕业生流动为代表的人口流动领域中，以统计与计量方法进行的定量研究成果较多，定性流动人口研究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定性研究的特殊性使得文献不便于纳入研究设计的比较与综合。由于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的差异很大，所带来的交流问题多，因此也要加强此方面研究。（3）调研数据存在时效性衰减，说服力不强的问题，此研究局限最初由风笑天（2014）提出。调研对象由于正处于工作寻找过程，流动性高，因此调研结果并等同于最终就业情况，部分样本甚至存在较为严重的偏差。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微观层面调查数据来源不统一、口径不一致且具有间断性，因此部分现有研究结论自相矛盾，一些关键问题也没有得到有较强说服力的回答。3.东北地区人才困境（1）目前，关于振兴东北的研究多集中在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建设上，然而辽宁省工业产值比重低于黑龙江省，其重心在于服务业。因此有关辽宁省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不应局限在复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上，而应探究全新产业形式。（2）东北地区作为“共和国长子”，其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却明显低于其余省份或地区，文献也多集中在工业振兴上，这就导致了研究视角单一、层次浅薄等问题，不能真正反映出目前这一地区的发展态势与困境。（3）面对东北人才困境，学者提出的解决措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虽然已经将着重吸引本地通过高考输送出去的人才定为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却缺乏相匹配的人才回流机制研究。4.研究展望未来有关于“人才新政”下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回流相关领域研究应注重以下几方面在劳动力流动层方面的研究中，应借鉴多个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流动相关研究，结合高校毕业生特点进行影响因素探究。同时，也要利用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的成功案例，借鉴引导回流经验，并探索出属于中国本土以及各地特色的流动范式。还要进一步完善定量分析方法，确定影响占比最显著的因素，从而有针对性指导各地政策。在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振兴方面的研究中，应从多个维度，运用多种视角探究东北目前的发展状况而不只是将眼光局限在经济建设上。同时，由于以辽宁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具有强烈的地域特性和文化特征，因此应因地制宜开展高校毕业生流动相关研究，而不是生搬硬套其余地区的引导模式。二、辽宁籍高校毕业生回流意愿现状（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于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9年2月至4月的线上及线下调研。调查对象为分布于全国的辽宁籍高校毕业生。近年来，辽宁省的经济规模总值始终大于黑龙江与吉林两省之和，在东北振兴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23]。截至2017年，辽宁省的本科录取率高达65.9%，位居东三省之首，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因此，选择辽宁籍高校毕业生作为课题研究对象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本研究线上线下累计访谈20余人，发放问卷550份，在剔除部分无效及数据缺失问卷后有效回收532份。调查问卷在录入后使用SPSS22.0与STATA13.0进行定量数据分析。（二）样本特征在受访的辽宁籍高校毕业生中，男性占51.7%。女性占48.3%，男女数量相差不大，基本符合辽宁省人口性别比例。76.3%的调查对象来源于大连、沈阳、鞍山、营口、盘锦五座经济发展处于辽宁前列的城市。学历为本科的高校毕业生所占比例最大，为71.2%，本科以下（如专科）学生占样本总量的15%，研究生、博士生各占11.5%与2.3%，与辽宁省本科上线率较为相近。37.5%的辽宁籍高校生在就读学校保持着平均之上的学习成绩，19.5%的调查对象绩点低于所在高校院系平均水平。在就读高校位置方面，本变量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形势，采用了四大区域的分类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河北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东北地区包括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除此以外均为西部地区。接近半数的辽宁籍高校生仍在东北地区就读，有26.9%流入经济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高校，24.6%的学生就读高校位于中部及西部地区。鉴于东北地区由于人口流失而降低的高考竞争压力，68.2%的受访高校生就读于985或211工程高校，其中，考入985工程高校的人数接近三分之一，可以说，辽宁籍高校毕业生大多拥有良好的院校出身。样本具体信息见表1。调查对象中的52.8%表示了从高校毕业后不回流至户籍所在地（以市一级为准）的意愿，这一数据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的人力资本外流困境。高校毕业生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鲜力量，高学历人才的流失使得东北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24]，而人才流失对东北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具有负面效应，其中以辽宁最为典型，呈现“断崖式”下降[25]，这种经济落后现象会反向作用于东北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和发展水平，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26]。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人数比重（%）性别男27551.7女25748.3学历本科以下8015.0本科（含大四）37971.2研究生6111.5博士生122.3成绩非常好7914.8较好12122.7一般22842.9偏低7113.3低336.2就读高校位置东北地区25848.5东部地区14326.9中部地区8616.2西部地区458.4就读高校等级98511221.021125147.2非985/21116931.8回流意愿无28152.8有25147.2三、政策变量对非政策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一）非政策变量对回流意愿的影响1.变量设计与描述表2 变量说明与描述变量维度变量名变量解释变量性质平均数标准差个人因素A1性别分类变量。0=男；1=女0.610.489A2 学历分类变量。0=本科以下；1=本科；2=研究生；3=博士生1.010.596A3 成绩分类变量。0=非常好；1=较好；2=一般；3=较低；4=低1.390.859B3 就读高校位置分类变量。0=东北地区；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北地区1.8450.549B4 就读高校等级分类变量。0=985；1=211；2=非985/2111.110.721B5 就业竞争力分类变量。0=较强；1=一般；2=较弱0.960.582B6 乡土情结分类变量。0=较强；1=一般；2=较弱0.880.693经济因素A4 家庭经济水平分类变量。0=高；1=较高；2=一般；3=较低；4=低1.560.766B8 感知到的家乡经济水平分类变量。0=全国上游；1=全国中游；2=全国下游1.360.725社会因素B7 需承担的家庭责任分类变量。0=较重；1=一般；2=较轻1.250.727B9 感知到的政府官僚主义风气分类变量。0=较重；1=一般；2=较轻0.460.499B10 感知到的社会活力分类变量。0=较有活力；1=一般；2=较无活力1.320.606因变量A6回流意愿分类变量。0=无；1=有1.470.500表2初步分析了个人、经济、社会因素在样本中的分布情况。除上文已提到的样本基本信息外，辽宁籍高校毕业生对自身的就业竞争力普遍持中等偏上的评价，并具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大部分高校生家庭经济水平可以为其求学生活给予支持，但样本对于被调查地区（辽宁省）经济水平的认知的标准差相对偏高，为0.725，说明调查群体由于就读高校位置的不同，对于家乡经济水平在全国地位的了解相差较大。高校毕业生大多不需要承担太重的家庭责任[27]，而他们对于家乡政府的行政风气与社会活力的了解程度则较为均一，即当地政府克服官僚主义的职能转变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当地社会活力仍待进一步提升。2.模型选择本项目的被解释变量为辽宁籍高校毕业生的回流意愿，取值为1和0，是一个定性的二分变量，因此采用分析个体行为决策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基本形式为其中，Yi*是取值为0和1的因变量；Xi为因变量，包括选择主体具有的属性和选择对象具有的属性；B为待估计参数；ui*是随机误差。本文的模型分析包含两个层次①初步分析影响其回流的多方面因素权重。②着重分析“人才新政”的政策因素对于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因此，为保持一致性，本文均通过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数据，总体回归线形式如下变形为模型基本形式 表示辽宁籍高校毕业生具有回流意愿的概率。=1表示样本具有毕业后回流意愿，=0表示样本不具有毕业后回流意愿。为模型的各项回归系数， n为影响各个概率系数的自变量的数量，表示回归截距，代表第i个自变量。在选取解释指标方面，由基本logistic回归公式可知推导出即当x每增加1时，Odds变为原有的Exp(B)倍，因此主要选取模型输出结果的Sig值与Exp(B)（Odds Ratio）解释数据。3.回归结果与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考察高校毕业生回流的影响因素，将选中的变量输入模型，模型的总体参数见表3。其中，伪决定系数cox &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分别解释了模型中自变量解释因变量的变化所占因变量总变化的比值，Cox & Snell R2与Nagelkerke R2分别为0.368与0.491，均处在可接受水平，即上述自变量可以解释辽宁籍高校毕业生是否选择回流的36.8%变化原因，故认为此模型具有较好拟合程度与解释效果。表3 模型1总体参数 -2 对数似然值Cox & Snell R2Nagelkerke R2245.852a0.3680.491表4 模型1回归系数变量维度变量名BSig.Odds Ratio个人因素A1性别0.670*0.0901.954A2 学历-0.194**0.0220.823A3 成绩1.303***0.0003.681B3 就读高校位置0.025*0.0921.030B4 就读高校等级1.025***0.0002.786B5 就业竞争力0.6110.1781.842B6 乡土情结-2.039***0.0000.130经济因素A4 家庭经济水平-1.547***0.0000.213B8 家乡经济水平-0.946***0.0000.388社会因素B7 家庭责任0.0260.9211.026B9 行政风气-0.967**0.0160.380B10 社会活力-0.1980.5290.820注***、**、分别代表在0.01、0.05水平上显著相关。非政策因素的基本回归结果见表4。在个人因素方面，变量“性别”的Sig值为0.090，在0.01水平上显著，女性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产生回流意愿的概率是男性的1.954倍，与已有研究结果相符[28]。东北地区受早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观念较为保守[29]，新一批女性高校毕业生仍会受保守观念影响，主动忽视了流出地区求职就业的选择。变量“学历”与“成绩”在模型中的显著性分别为0.022与0.000，分别在0.05与0.01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也和社会共识相一致。学历每上升一级，样本选择不回流至户籍所在地的概率就会变为原来的0.214倍。成绩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样本对自身学习成绩的评价每下降一级，其回流的概率便成为原有概率的3.681倍。具备高学历与优秀成绩的毕业生通常更受用人单位的青睐[30]，因此具备上述特质的群体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大环境下倾向于外流寻找优于户籍地的就业机会。变量“就读高校位置”的Sig值为0.092，在0.1水平上显著，就读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在求学期间可以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和发展情况有具体的了解[31]，并在与家乡的情况做比对后将其作为回流与否的决策依据之一。变量“就读高校等级”在0.01水平上显著。辽宁籍高校毕业生所就读高校的等级每下降一等，其选择回流的概率便变为原有的2.786倍，回归结果侧面佐证了东北地区设立的985、211工程院校实际在校园建设、师资配备与教学质量等方面可以说并不逊色于其余国内院校[32]，毕业生有较强的竞争力选择出省就业。对于就读于东北非985/211高校毕业生而言，所就读学校在本地还是具有一定知名度与认可度，高校本身也会举行双选会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其回流就业是保守而稳妥的选择。不同于上文代表人力资本的“学历”与“成绩”，变量“就业竞争力”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样本所具备的就业竞争力高低不会影响到其选择流动就业地区的偏好。回归结果与已有研究存在出入，但在东北地区独特的“人情社会”语境下却是可以解释的[33]，家庭社会资本较其余地区将更加延续到毕业生走入社会的求职过程中，并影响其求职决策与晋升路径[34]。东三省高校毕业生在寻找岗位就业时，较其余地区会更加动用家庭社会资本和个人人脉，而就业竞争力较上述因素，在本地发挥的作用较少。变量“乡土情结”的Sig值为0.000，在0.01水平上显著，样本具有的乡土情结每下降一级，其选择毕业后回流至户籍所在地的概率便变为原来的0.130倍。样本总体乡土情结的均值为0.88，即外界的空间转换并不能减弱辽宁籍高校毕业生的乡土情结，当本地发展取得较好成果时，乡土情结便会成为影响其选择回流的力量之一。在经济因素方面，“家庭经济水平”和“家乡经济水平”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大体相似，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系数B分别为-1.547和-0.946。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样本相对于家庭经济水平一般和较高的样本，选择“回流”的概率是原来的0.213倍，更不倾向于回流就业。感知到家乡经济水平较低的样本相对于认为家乡经济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其回流就业的概率降低至原有概率的0.388倍。通过对两个经济层面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较全国而言暂时落后，但辽宁籍贯的高校毕业生仍向往着更高的经济收入，以薪资为代表的经济因素仍然是推动毕业生向外寻求就业的影响因素之一。而“家庭经济水平”从侧面上可以反映出高校毕业生家中原有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前往外地求职要付出更多的交通成本、信息成本、时间成本等[35]，当具有优于同龄人的当地资本时，过于重视人脉关系的社会风气使得家庭条件优越的群体无需付出在外地竞争就业的努力便能找到工作，从而趋近于留在东北就业。 在社会因素方面，变量“家庭责任”的显著性为0.921，远大于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东三省作为当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最大的地区，平均每户家庭的孩子数低于全国平均数[36]，虽然目前已经全面开放了“单独二孩”政策，但由于平均年龄22岁的本科毕业生的父母基本尚未退休，因此赡养家中老人与小孩的责任无需毕业生立即承担。“行政风气”Sig值为0.016，在0.05水平上显著。认为家乡政府行政官僚主义较重的样本，其表现出回流意愿的概率减小至0.38倍。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当地政府仍习惯老旧迟缓的行政作风，但诸如民主、效率、法治等观念已经在新一辈东北人民心中形成[37]，对于行政两种理解的冲突使得辽宁籍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前往高效、透明行政的地区就业。虽然变量“社会活力”的均值为1.32，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东三省社会活力较为欠缺，但此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对高校毕业生回流的意愿产生的影响小于行政风气因素。即使如此，在“官本位”社会意识的潜移默化下，东北的社会文化是缺乏对人个性自由与尊严的赞赏和尊重的[38]，东北地区的社会软环境仍需进一步发展。（二）政策变量调节效应简述在现实问题中，众多问题都包含着多层的数据结构，而传统二元logistic模型以二分类变量为被解释变量，在处理具有多层次结构数据时，将其一概而论，结果具有局限性。若忽略了变量之间产生影响的层次，未考虑到数据的嵌套，将高层次变量与低层次变量一同分析，则会因为高层次变量存在的同质性影响参数估计的结果[39]。而调节作用的检验可以避免上述结果。调节作用是研究自变量(X)对因变量(Y)影响时，是否会受到调节变量(Z)的干扰，而本部分试图打破传统单层二元逻辑斯蒂模型的局限性，把政策层变量视作调节变量，将政策变量与非政策变量的交互项放入新的层面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探究政策变量发生时，非政策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效果是否受到影响，即政策变量的调节作用是否显著。本部分的理论模型见图2。图2 调节效应模型调节模型的基本公式为其中，Y为样本的回流意愿，X为非政策层变量，Z为政策层变量，X*Z为非政策变量与政策层变量形成的交互项，与e为随机扰动项。为排除冗余变量对系数的影响，将第三章中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变量剔除。同时，为避免变量本身性质对模型的影响，本部分的所有自变量在与政策层变量形成交叉项前都经过了Z-score标准化处理，即用每个自变量的每个观察值减该变量的均值，再除以标准差σ。将处理过的变量（ZA1、ZA2等）与政策变量（C1、C2等）相乘为交互项后，导入OLS模型进入分层回归。（三）政策层变量设计与描述表5 政策层变量设计变量名变量解释变量性质平均数标准差C1政策感知度。用以衡量样本对辽宁省人才政策的出台情况的了解程度。分类变量。0=知道,较了解；1=知道,不了解;2=不知道,不了解1.610.553C2 政策影响度。用以衡量样本认为人才政策会影响回流决策的程度。分类变量。0=大概率会；1=不一定；2=大概率不会0.710.739C3 政策达成度。用以衡量样本所感知到的人才政策成效。分类变量。0=较有成效；1=一般；2=较无成效1.360.619C4 政策满意度。用以衡量样本对辽宁人才政策的满意程度。分类变量。0=较为满意；1=一般；2=较不满意1.330.635C5_1 样本受落户开放政策的吸引度。有序变量。1分为完全没有吸引力，最高5分。2.971.518C5_2 样本受购房补贴政策的吸引度。同上。3.861.326C5_3样本受房屋租赁补贴政策的吸引度。同上。3.721.365C5_4 样本受社保生活补贴政策的吸引度。同上。3.871.303C5_5 样本受福利待遇政策的吸引度。同上。4.001.289C5_6 样本受高端人才培养政策的吸引度。同上。4.001.196C5_7 样本受创业扶持政策的吸引度。同上。3.651.429C5_8 样本受科研扶持政策的吸引度。同上。3.631.525C5_9 样本受群体性扶持政策的吸引度。同上。3.821.377表5说明了样本对于政策层变量多方面感知的基本情况。其中，受访对象普遍对于辽宁省人才政策的感知程度较低，介于“知道，不了解”与“不知道，不了解”之间。但辽宁省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于样本做出回流决策的影响程度介于“大概率会”与“不一定”之间，初步说明本部分建立政策层面的变量以研究其具体影响是有必要的。“政策达成度”与“政策满意度”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大抵相同，均介于“一般”与“较无成效/较不满意”之间，相比于“政策感知度”存在着更大的波动性，这说明目前辽宁省的人才政策执行情况欠佳，仍有部分毕业生尚未感到地区的政策有成效，并对政府政策的落实表示不满意。 表6 政策层变量信度效度检验变量名项已删除的α系数Cronbach α系数KMO值C1政策感知度0.8690.8660.735C2政策影响度0.882C3政策达成度0.875C4政策满意度0.880C5_1落户开放0.865C5_2购房补贴0.838C5_3房屋租赁补贴0.844C5_4社保生活补贴0.840C5_5福利待遇0.840C5_6高端人才培养0.837C5_7创业扶持0.851C5_8科研扶持0.850C5_9群体性扶持0.844信度效度分析仅用于量表型数据，政策层所有变量均满足要求，可以进行信度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学界通用的Cronbach α系数检验方法作为衡量条款内部一致性的信度指标。Nunnally et al.（1978）指出变量的克隆巴赫α系数大于0.7时，可以认为测量条款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另外，根据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来判断该样本是否适合因子分析，KMO值在0.6以上表明适合因子分析。表6为各变量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所有变量项以删除的α系数均大于0.8，总体Cronbach α系数为0.866，大于0.8，证明问卷题项具有良好的信度。总体KMO值为0.735，大于0.7，证明各个题项内部呈现了较好的结构效度。为详细探究辽宁省人才政策文件中具体的政策对本地籍贯高校毕业生产生的吸引力程度，笔者在阅读整理以2018年《辽宁省人才服务全面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和“兴辽英才计划”为代表的辽宁省政府人才系列政策与政策解读后，总结出辽宁人才新政的9大举措。省政府的“新政”，使得高校毕业生“零门槛”便可落户，并根据学历等级享有购房、租房、社保补贴。同时，人才服务中心、医疗绿色通道也将面向人才开放，并给予企业高管、高级技能职工等更多培训机会，利用财政资助帮扶创业项目培养，促进科研项目经费投入及成果转化，诸如“女性创业人才培育计划”等群体性扶持也在辽宁人才新政包含的范围之内。笔者基于上述总结，采用Likert5.0量表设立了变量C5“政策吸引度”，图3则详细显示出省人才系列政策的9大举措分别对毕业生的吸引程度。图3 政策吸引度均值可以看出，除 “落户开放”政策的吸引度均值小于3外，其余人才政策均对样本产生了较好吸引。不同于全国其余地区，由于东北地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落户开放政策并未产生预期的吸引结果。调查对象是高校毕业生，因此“福利待遇”与“高端人才培养”的吸引度相对较高符合常理，购房、租房、社保三者补贴的吸引度大体相同，符合普遍认知。而“创业扶持”与“科研扶持”的吸引度略低于其余政策，这种现象也是与地区文化息息相关的，可能的原因是大多辽宁籍毕业生在毕业后不会选择从事创业与科研工作，而是倾向于直接就业，获取稳定的经济报酬。（四）分层OLS回归结果与分析为详细探究政策变量对非政策变量产生的调节效应，将“政策感知度”、“政策影响度”、“政策达成度”、“政策满意度”与非政策变量的交互项分别放入4个模型中，置于第二层，表7为四个模型回归系数与R2变化量。表7 分层回归结果模型1，x=1模型2,x=2模型3,x=3模型4,x=4BSigBSigBSigBSigZA1 0.064**0.0470.110*0.072-0.050*0.074-0.0420.187ZA2 0.0190.580-0.1150.721-0.127***0.0000.0330.294ZA3 0.213***0.0000.252***0.0000.097***0.0000.270***0.000ZA4 -0.145***0.000-0.200***0.000-0.125***0.000-0.236***0.000ZB4 0.084***0.0050.085***0.000-0.0240.4220.137***0.000ZB6 -0.140***0.000-0.304***0.000-0.088***0.001-0.172***0.000ZB8 -0.181***0.000-0.120***0.000-0.139***0.000-0.0220.438ZB9 -0.065**0.032-0.1070.118-0.071***0.003-0.0200.390ZC1-0.135***0.001ZC20.0570.356ZC3-0.153***0.000ZC4-0.133***0.000政策层ZA1_ZCx-0.0080.840-0.101***0.002-0.115***0.0000.101***0.001ZA2_ZCx0.192***0.0000.0130.6910.0180.544-0.0260.351ZA3_ZCx-0.106***0.0030.0490.1180.062**0.015-0.0530.213ZA4_ZCx-0.0050.893-0.216***0.0000.276***0.0000.099**0.010ZB4_ZCx0.088**0.0150.138***0.0000.107***0.0000.134***0.000ZB6_ZCx-0.0240.486-0.064**0.0390.073***0.005-0.0560.129ZB8_ZCx0.0360.352-0.115***0.000-0.106***0.0000.425***0.000ZB9_ZCx0.0180.6200.091***0.001-0.107***0.000-0.158***0.000F16.925***21.878***23.077***22.174***分层后R2上升值0.1490.2380.2460.211注***、**、分别代表在0.01、0.05水平上显著相关。所有分层模型的变异性膨胀因素值（VIF）经过估计，均处在小于10的1到5之间，因此避免了由于变量性质而引发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加入不同政策层变量后的四个模型，其R2值均有所上升，即政策变量纳入模型后能够有效提高模型总体的拟合程度。加入“政策达成度”及其交互项后的模型3拟合程度提升最大，为0.246，“政策影响度”、“政策满意度”对模型拟合度的增加分别为0.238与0.211，“政策感知度”的对模型总体影响程度为0.149，在四个变量中最低。由此可见，高校毕业生对于政府政策的感知、支持等行为与看法的确会对其回流就业产生较大影响，政府若想吸引到更多出身本地的人才，“人才新政”的出台与落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将结合笔者20余份访谈的代表片段，逐个模型分析具体的政策变量调节非政策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效应。模型1中，Sig值显著的交互项有“学历”、“成绩”、“就读高校等级”分别为0.000、0.003、0.015，三个交互项系数为0.192、-0.106、-0.088，均与第三章模型变量系数相反，故视为样本对政策的感知度向三个自变量施加了减弱的调节效应。在排除政策因素时，高学历、成绩好、就读学校等级为211或985的高校毕业生产生回流就业意愿的概率偏低，但回归结果表明，通过网络、人脉关系、传统媒体等渠道感知到辽宁省高端人才培养与科研扶持政策的上述高校毕业生较未感知到政策出台的同一群体，产生回流意愿的可能性增强了。在笔者访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相似情况，身为某211高校女性硕士生的A同学表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要在这里（就读地）找工作了，但是爸妈转了一条辽宁“人才新政”的推送说我这个学历回去福利还挺好，我感觉应该靠谱吧，打算先回去看一下，大不了再出来呗。”即政策宣传力度大、普及范围广，更有助于推动人力资本高的本地毕业生回流[40]。模型2中Sig值显著的交叉项数量较模型1增长为6项，分别是“性别”、“家庭经济水平”、“就读高校等级”、“乡土情结”、“家乡经济水平”、“行政风气”。除“乡土情结”在0.05水平显著外，其余交互项均在0.00水平上显著。样本受政策的影响程度直接调节了其因非政策因素产生流动意愿的偏好。“政策影响度”的数值实质是政策受众群体规模大小[41]，其R2变化值较高，说明辽宁省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针对群体广。变量“政策影响度”进入分层模型后，男性、家庭经济水平高、就读高校等级高、乡土情结强的样本的回流概率显著增加。除此之外，对辽宁经济发展较为乐观的毕业生成为人才新政的受众群体后，选择回流的可能性也有提升。这与访谈里某211高校男性本科生B同学的话相互印证“我家还挺有钱的吧，在J市也有点儿（在户籍地的）关系父亲让我自己打拼买房，听说“新政”落实之后能减轻不少买房的负担我也相信咱那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选择回家发展。”较易受政策影响的，认为家乡行政风气较为陈旧、官僚化的高校生不回流的偏好也会适当削减。如同某985高校女性本科生C所说“高三的时候去办临时身份证，那个办事儿的一副苦瓜脸还拖拖拉拉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离开东北但是大二暑假回A市的时候，感觉他们（公务员）态度好了很多，给我们的社保补贴也高了家里就我一个姑娘（女儿），还是留着吧。”这说明广泛的政策影响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为行政机构在东北振兴中由“人治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打下基础。模型3的R2变化最大，较原有的单层模型提高了0.246，即对于辽宁省“人才新政”而言，政策达成程度的调节效应是最高的，除“成绩”外，其余交互项均在0.00水平显著。模型3的性别、就读高校等级、家乡经济水平三个变量具有与模型2相同的调节效应，而“成绩”、“家庭经济水平”、“乡土情结”、“行政风气”的调节机制与上文不同。与前两个模型相比，当本地出台的人才政策均得到了有效的落实时，更加多元化的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回流决策将会受到影响。“新政”中购房租房补贴、社保福利政策的落实使得学习成绩较低，就业竞争力不强、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下游的毕业生也可以在回流后有能够支撑生活的经济基础[42]，进一步在本地选择就业。此回归结果与某二本专科男性毕业生D在访谈中透露的意向一致“家里没啥条件，也不认识人（人脉不广）爸爸逼我去当兵，我离家出走跑到G市帮人卖水果真的混不下去了，现在打算借着老家要人（推广新政）回D市重新开始，做个有点儿用的人。”政策的高度达成为当地的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为东北的振兴提供了希望，更会挽留那些因乡土情结薄弱而选择在外就业的东三省人，也会进一步激励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持乐观态度的样本选择回流。正如某985高校男性博士生E所言，“之前跟着老板（导师）做的和家乡有关的项目，多多少少知道“新政”自己不是恋家的人，但这个发展机遇可以一试和本地的科研院所谈好了，一毕业就过去，待遇不输一线城市的。”综上，四个政策变量产生的调节效应总结为表8。表8 政策层调节效应政策感知度政策影响度政策达成度政策满意度ZA1性别--+ZA2学历-ZA3成绩-+ZA4家庭经济水平-++ZB4就读高校等级----ZB6乡土情结+-ZB8家乡经济水平++-ZB9行政风气-++注空值为调节不显著，“-”为负向的调节，“+”为正向的调节。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一）主要结论1.回流现状及影响因素目前，东北地区存在严重的人才外流困境，受访的辽宁籍高校毕业生中的52.8%表示在毕业后将不回流至户籍所在地。影响这一群体回流与否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个人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其中，“就业竞争力”、“家庭责任”与“社会活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具备男性、高学历、成绩优秀、就读于东部地区高校、乡土情结薄弱、家庭经济水平低、对本地经济水平和行政风气持悲观态度特征的高校毕业生更不易产生回流就业意愿。回归结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东北地区“人情社会”、“全能政府”等发展困境。2.政策变量的调节作用“政策感知度”、“政策影响度”、“政策达成度”、“政策满意度”均会对非政策因素产生较显著的调节效应。其中，在政策感知方面，人才新政的大力宣传与普及会提升高学历、成绩优秀、就读学校等级为211或985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回流的概率。在政策影响方面，人才新政所面向的受众群体越广越会对更加多样的样本产生影响，男性、家庭经济水平高、就读高校等级高、乡土情结强、对东北经济保有乐观态度的样本的回流概率显著增加，较高的政策影响度更能削弱悲观看待家乡“官僚化”风气的高校生不回流的选择。政策达成的调节效应是最显著的， “性别”、“就读高校等级”、“家乡经济水平”变量调节效应与模型2相同。此外，政府福利补贴的落实使得低学习成绩，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下游的毕业生选择回流，也会挽留因乡土情结薄弱而不回流的样本与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持乐观态度的样本。在政策满意方面，其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性别”与“家乡经济水平”, 对于“新政”满意的提高显著加强了女性选择回流就业的趋势，原本因不看好东北经济发展选择不回流的高校毕业生改变想法的概率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二）对策建议1.推动东北振兴，形成“多方合力”组合拳。在“东北振兴”的过程中，诸如经济、文化、行政、观念等非政策因素形成合力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经济方面要激发市场活力，提供就业机会。纵观历史，无论是“闯关东”还是“孔雀东南飞”，其原因都是经济助力[43]。要升东北原有产业竞争力，鼓励新型产业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工资待遇水平。其次，文化方面要营造良好环境，建设文明社会。当东北地区的人文社会环境达到良好标准时，个体便会获得在该地区生活工作的自豪感，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尤甚。在这一点上，东北可参考杭州的实际案例[44]。 再次，行政方面要提高行政效率，打造优良政府。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不仅是地区招商引资的名片，更是人才考虑是否回流的依据之一。最后，观念方面要摆脱一家独大，提倡政企联动。东北地区政府存在的“GDP至上论”、“大政府”等陈旧观念[45]是严重的 “越位”管理，要坚持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核心，利用市场提高配置人才资源的效率，多方合力引进本地高校毕业生。2.善用多方渠道，提高“人才新政”感知度。随着时代发展，宣传形式的创新已成为必然。既要利用传统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又要选择微信、微博、网站这类传播速度快而在高校毕业生群体中影响广的新媒体，整合多方面媒介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着重吸引就读于外地高校的本地户籍人才。同时，人才新政的解读是解读政策宣传的有效形式之一。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往往较为宏观，注重大局，内容一般兼具纲领性与原则性，具有丰富内涵，这种政策只有通过解读才能被民众更好领会。对于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的“人才新政”而言，更要将政策内容分类、筛选政策重点进行专题解读。3.贴合目标特点，拓宽“人才新政”影响度。人才新政的目的是改善东北人力资源不足的困境，其在制定的过程中更要具有受众意识。要认真研究政策所涉及对象（如硕博群体、女性创业者）与目标群体的特性、接收政策信息的习惯与理解新政的思维模式。以政策受众的立场思考辽宁籍高校毕业生关于回流的困惑和期待，紧扣东北振兴的经济建设形势与高校生个人发展的契合点，而不是单纯的“填鸭式”制定政策，忽略了政策本身的实用性。4.推进政府转型，完善“人才新政”达成度。在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较为传统的特殊环境下，人才政策的执行往往会由于多种问题而存在偏差[46]。因此，基层政府首先要将“新政”理顺，避免执行过程中出现相互推诿、条文冲突的情况。其次，东北地方政府行政“不到位”现象仍待改善，应完善政策过程监督体系，建立相关干部管理绩效考核制度，把来自多个维度的工作评价及绩效纳入监督内容，稳健推动“人才新政”的落实。5.注重反馈机制，加强“人才新政”满意度。人才战略的最终目的在于“留才”，创设能够留住高校毕业生的社会环境，提高人才对于新政的满意程度。要构建更为开放的公共对话模式以突破东北地区政府管理模式困境，通过网络对话平台了解毕业生对于人才政策的反馈，根据反馈效果对“人才新政”及时调整，修订不合理内容、淘汰过时内容，以“宣传-反馈-调试”的循环中不断优化，最终构建东北吸引人才、发展人才、宜居宜业的政策环境。致谢接着，要特别感谢在调研过程中积极配合我的五百多名辽宁籍高校毕业生，无论是昔日同窗还是素未谋面的陌生老乡，他们都为论文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帮助，让我了解到辽宁籍高校毕业生的所思所想，提升了研究成果的质量。最后，感谢和我相处四年的同学和朋友们，与你们一起努力、一起进步的时光，是我四年大学生活中最为宝贵的回忆。祝愿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成为自己羡慕的人，快乐而幸福地生活下去。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一直认为与其四年时光白白虚度，一事无成，不如脚踏实地，竭尽全力。将梦想当作路标，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进一寸距离，多一点成就，积一分幸福。今后，我会继续感悟学术的魅力，为科学与真理的探索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参考文献[1]傅衍.人才政策执行偏差现象及成因研究——以C地区产业集聚区创业创新政策执行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7(12):95-100.[2]李锡元,边双英,张文娟.高层次人才政策效能评估——以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21):114-119.[3]李福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3.[4]Law,K.S,Wong,C.S,Mobley,W.H. Towards attaxonomy of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3(23)[5]龚勋,蔡太生.大学生就业能力:要素、结构与培育路径[J].江苏高教,2018(01):91-94.[6]丁志帆,孔存玉.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成因剖析与破解之道——研究回顾与展望[J].教育与经济,2018(02):54-61.[7]姜明伦,李战国,颜小芳,莫佳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宁波市6所高校的调查分析[J].高教探索,2015(02):110-116. [8]步德胜.“双创”背景下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J].中国高校科技,2016(10):94-96.[9]章雪.大学生职业兴趣类型与职业规划关系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03):26-28.[10]BORJASGJ. Self-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4):531－553.[11]张抗私,周晓蒙.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省际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与经济,2018(01):69-78.[12] CHENJ.Internal migration and health :re-examining the healthy migrant phenomenon in China［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1,72(8):1294－1301.[13]周志强,亓晶.从纯粹到实用:大学生知识价值观的“漂移”与审视——以就业为导向的现实倾向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8(03):91-96. [14]高振强,王志军.大学毕业生就业偏好实证分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34(01):39-49+121.[15]孔高文,刘莎莎,孔东民.我们为何离开故乡?家庭社会资本、性别、能力与毕业生就业选择[J].经济学(季刊),2017,16(02):621-648.[16]罗建河.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去身份化”过程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19):14-19.[17]戚伟,刘盛和,金凤君.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测算及演化格局研究[J].地理科学,2017,37(12):1795-1804.[18]王振宇,郭艳娇.地方财政收入负增长现象、影响因素及量化测度:以辽宁为例[J].财贸经济,2016(04):18-29.[19]杨莉莉,邵帅.人力资本流动与资源诅咒效应:如何实现资源型区域的可持续增长[J].财经研究,2014,40(11):44-60.[20]王志浩,陆丰刚.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困境:思考与破解[J].学术交流,2018(01):111-116.[21]侯力.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J].人口学刊,2018,40(02):96-104.[22]佟昕.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辽宁省养老金缺口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8,34(03):103-106.[2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情调研课题组.中国东北三省近期经济形势及成因分析——基于实地调研与横向比较视角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6(10):66-75.[24]陆丰刚,刘刊,王志浩.东北地区人力资源产业配置效率测度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8(04):113-117.[25]王振宇,郭艳娇.计划单列体制的改革属性、区域经济增长及改革突破方向[J].财贸经济,2018,39(12):18-32.[26]李北伟,毕菲.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存在的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8(03):46-51.[27]黄振霞,周岚峰.大学生就业选择中的家庭因素探析——基于福建省六所高校毕业生的调查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01):113-116.[28]马莉萍,刘彦林,罗乐.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的性别差异:趋势与特点[J].教育与经济,2017(01):13-19.[29]廉晓梅,吴金华.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J].人口学刊,2018,40(01):45-55.[30]程玮.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其提升实证研究——基于全国64所高校的有效样本分析[J].高教探索,2017(07):98-105.[31]赵建国,王嘉箐.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7(06):124-131.[32]王占仁.就业形势与高校就业工作实践创新——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个案的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4(01):82-86.[33]韩美兰,吴希玲.新常态下东北地区人口问题及对策研究[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01):110-118+143.[34]宋国恺,武天,李冬.家庭地位、人力资本与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7(05):71-78.[35]王利国.东北地区大学生就业动态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8(02):73-80.[36]李吉品,郭晓光.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8,40(02):105-113.[37]-[38]何春.东北经济失速的政策性因素——基于“东北振兴”政策效果的再考察[J].经济体制改革,2017(01):44-49.[39]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27(05):141-160+244.[40]Nwokocha P O. American Employment-Based Immigration Programin a Competitive Global Marketplace: Need for Reform.[J]. Wm. mitchellL. Rev,2008.[41]芮国强,彭伟,陈童.地方政府人才政策效能评估——以常州为例的实证研究[J].学海,2017(06):156-160.[42]李雅儒,王伟璐.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对“蚁族”的一项调查[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45-150.[43]东北振兴靠人才“大雁北归”需破除体制顽疾［EB /OL］.［2016-11-27］. http: //news. xinhuanet. com/fortune/2016-11/27/c_1119998002. htm.[44]李帮彬,方阳春.杭州市创新人才发展政策分析[J].科研管理,2017,38(S1):159-163.[45]和军,张紫薇.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背景与重点——兼评东北振兴战略实施效果[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06):33-41+2.[46]陈丽君,傅衍.人才政策执行偏差现象及成因研究——以C地区产业集聚区创业创新政策执行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7(12):95-100.附录A 调查问卷“人才新政”下高校毕业生回流意愿调查问卷亲爱的同学本次问卷预计占用您三分钟时间，调查匿名进行,并且所有信息只用于统计与学术研究之用。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写。谢谢您的合作！一、基本信息模块A1您的性别为____。 ①男 ②女 A2您的学历为____。 ①本科以下 ②本科（包括大四） ③研究生 ④博士生A4您的学习成绩____。 ①非常好 ②较好 ③一般 ④较低 ⑤低A5您认为您所在家庭的经济水平____。 ①高 ②中等偏高 ③一般 ④中等偏低 ⑤低A6您目前有毕业后返回户籍所在地（以市一级为准）生活的意愿吗？ ①无 ②有二、变量模块B1您的家乡在____省____市。 B2您的户口登记状况是____。 ①非农业户口 ②农业户口B3您目前就读高校位于____省____市。 B4您目前就读高校为____。 ①985 ②211 ③非985/211B5请您对您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做出评估 ①较强 ②一般 ③较弱B6您的乡土情结？ ①较强 ②一般 ③较弱B7您需承担的家庭责任？ ①较重 ②一般 ③较轻B8您认为您家乡的地区经济状况？ ①处于全国上游 ②处于全国中游 ③处于全国下游B9您认为您家乡的政府作风偏官僚主义的程度？ ①较高 ②一般 ③较低B10您认为您家乡的社会是否充满活力？ ①较有活力 ②一般 ③较没有活力C1您知道您的家乡（以市一级为准）人才政策的出台情况吗？ ①知道,较了解 ②知道,不了解 ③不知道,不了解C2您认为人才政策会影响您做出回乡与否的决策吗？ ①大概率会 ②不一定 ③大概率不会 C3就您的判断而言，您认为目前家乡的人才政策有成效吗？ ①较有成效 ②一般 ③较无成效C4您对目前政府出台的人才新政满意吗？ ①较为满意 ②一般 ③较不满意C5 请为下列人才政策涉及到的方向对您的吸引程度打分。 最低1分为完全没有吸引力，最高5分。1）落户开放（如全面放开本科以上学历人才的落户限制等） 1 2 3 4 52）购房补贴 1 2 3 4 53）房屋租赁补贴 1 2 3 4 54）社保/生活补贴 1 2 3 4 55）福利待遇（如设立人才服务中心、医疗绿色通道等） 1 2 3 4 56）高端人才培养（如给予企业高管、高级技能职工等更多培训机会） 1 2 3 4 57）创业扶持（如针对创业项目给予培养或财政资助等） 1 2 3 4 58）科研扶持（如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等） 1 2 3 4 59) 群体性扶持（如女性创业人才培育计划等） 1 2 3 4 5Z您认为政府应该在留住人才方面做些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附录B 访谈提纲访谈对象辽宁籍高校毕业生访谈时间 2019年3月~4月访谈地点南京、大连内容一、基本信息您就读的高校是？位于哪个地区？您的成绩怎样？您在毕业后有返回辽宁就业的意愿吗？为什么？政策因素 您对辽宁省出台的人才新政的了解程度是怎样的？您认为政府对于人才的政策与您相关吗？您认为辽宁省人才新政落实到什么程度了？您对目前辽宁省的人才新政满意吗？您认为政府为了留住人才还要做些什么？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ABSTRACT. 3
KEY WORDS 4
一、“人才新政”下高校毕业生回流文献回顾 4
（一）人才政策的影响效应 4
1.政策制定 4
2.政策执行 4
3.政策评估与调节效应 4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流动状况 5
1.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 5
2.高校毕业生流动状况的影响因素 6
（三）东北地区人才困境 7
1.人力资本外流 7
2.人口结构失调 8
（四）研究述评 8
1.人才政策的影响效应 8
2.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流动状况 8
3.东北地区人才困境 9
4.研究展望 9
二、辽宁籍高校毕业生回流意愿现状 9
（一）数据来源 9
（二）样本特征 10
三、政策变量对非政策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 10
（一）非政策变量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10
1.变量设计与描述 10
2.模型选择 11
3.回归结果与分析 12
（二）政策变量调节效应简述 13
（三）政策层变量设计与描述 14
（四）分层OLS回归结果与分析 16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8
（一）主要结论 18
1.回流现状及影响因素 18
2.政策变量的调节作用 18
（二）对策建议 18
1.推动东北振兴，形成“多方合力”组合拳。 18
2.善用多方渠道，提高“人才新政”感知度。 19
3.贴合目标特点，拓宽“人才新政”影响度。 19
4.推进政府转型，完善“人才新政”达成度。 19
5.注重反馈机制，加强“人才新政”满意度。 19
致谢 19
参考文献 20
附录A 调查问卷 22
附录B 访谈提纲 24
“人才新政”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回流意愿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
引言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jmgl/xzgl/562543.html
最新推荐
热门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