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IFLA2019的大会主题——Common Ground，本文着眼于奥斯陆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移民问题，城市人口集中，人口升级，与此同时人均绿地减少，缺少亲人尺度的场地等问题。从引导公众参与和人际交流的角度出发，通过景观塑造，提供弹性活动空间，组织各种形式的集市，希望人们回归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让不同背景的当地住民有交流沟通的欲望和机会，以此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和互动精神，形成不同治理主体协商对话的社区自治体系。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1 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发展2
1.1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思想基础2
1.2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政治基础4
1.3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基础7
2 规划设计说明9
2.1 项目概况9
2.2 基址分析10
2.3 目标10
2.4 设计概念与分析11
2.5 总体设计11
3 结语11
3.1 应用前景11
3.2 创新之处12
致谢12
参考文献12
图1 ××××（必要时）Y
图2 ××××（必要时）Y
表1 ××××（必要时）Y
表2 ××××（必要时）Y
城市转型中以公众参与为导向的景观创造
——IFLA World Congress 2019
引言
引言
该课题的奥斯陆市中心Hovinbyen转型区是一个密集城市转型区。当地面临有如人口快速增加，气候变化等许多问题，需要城市转型，建立绿色交通，形成可持续景观。如何在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区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人使用，并鼓励现代人参与的场地是该问题的核心。该场地只有6000平方米，并没有鲁尔区等工业区辽阔的面积，也并没有深受工业发展的污染。该场地位于欧洲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面临不断增加的人口，以及带来的一系列气候变化。如何让这种场地重新焕发活力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
1 公众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参与的理论基础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完善和公众参与的不断推进，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已经建立的公众参与基础之上，出现了许多新的与公众参与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仅深化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手段，而且通过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紧密结合推进了公众参与的不断发展。
1．1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思想基础
多元主义的思想是战后西方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论题，Davidoff和Reiner于1962年发表的《规划的选择理论》（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就是从多元主义出发来建构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规划的整个过程都充满着选择，而任何选择的做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规划师不应以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这样的判断来决定社会的选择，因为这是规划师的价值观的作用，而不是社会大众的判断。规划师并不能担当这样的职责，而且这样做也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规划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扩展选择和选择的机会，而不是相反。以此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就是希望城市规划能够将城市社会各方面的要求、价值判断和愿望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充分的协商，为今后各自的活动进行预先协调，最后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形成规范他们今后活动的“契约”。这样，城市规划既成为各类群体意志的表达，又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章[2]。
经过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解构以及对差异性的强调，世界不再以大一统的格局来统治人们的认识，过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成为了社会论题的核心。社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单一价值观的社会，也不再是一个单一文化、单一群体的社会。各种阶层、族裔、文化背景的人民都可以组成各自的利益团体，追求各自的利益，形成一种多方竞争的局面。例如多种多样的商业工会、劳工组织、政党，学生、社区、女性团体及教会等都可以不断地互动、协商、相互牵制。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个团体也会极大化其团体利益。但是，在这样一个互动的、竞争的多元主义社会中，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应该垄断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到社会上各个不同团体里，各个权力中心各擅胜场，共同影响最后的政策。因此，城市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们经由各种不同的团体彼此竞争、妥协、互动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在一个共同的城市社会中，如何容纳这种多元竞争的状态，如何在不同的价值判断下形成共同的行动，这些成为社会、政治科学需要研究的问题。Rawls（1996）认为，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文化、价值、信仰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多元化，不仅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而非某种偶然的历史性状态。这就给现代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现代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人们有权利和理由选择和信奉自己认为是合理的学说或观念（宗教的、哲学的、道德价值的），并以此制定自己的生活谋划[3]。但是首先，个人之间对不同学说或观念的承诺必定会使他们的合理性观念产生分歧和冲突；其次，这种个人性的分歧与冲突必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理性概念的内在分裂；最后，为了使民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必须寻求解决分歧和分裂的方式。这是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之所以必然产生对公正程序与和谐统一的公共理性要求。所以，建立最合适的基本正义观念以便在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确保社会的多元宽容，就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政治需要[1]。他自己从1971年发表《正义论》开始就不断探讨在当代社会中如何建立“公平的正义”的理论框架。他提出（1996），政治自由主义是现代理想的民主社会确立和保持其统一性与稳定性的理论基础，而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重叠共识”。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他找到了合理解释现代民主社会中文化价值的理性多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统一之间矛盾的新途径，并在原有的正义两原则（1971）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多元宽容”的原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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