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居民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抗争事件的发生频率快速提高。本文旨在利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到的资料对X村环境抗争过程进行分析，探讨村民环境抗争受挫乃至于沉默的原因。分析表明，S省X村环境抗争事件演化过程经历了初步抗争、抗争升级、抗争暂时结局三个阶段，环境抗争具有抗争时间较短、规模较小、缺乏“草根行动者”的特点。集体行动难以形成、社会-心理机制的合力作用、政府的消解、环境抗争面临体制性困境与“环境权”困境是X村村民环境抗争受挫乃至于最终沉默的原因。试通过对农民环境抗争最终沉默的原因的研究，对地方政府政策制定和维护社会良性治理提供一定参考意义。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研究背景 1
二、文献综述 2
（一）农民进行环境抗争的原因 2
1．环境与政治相联系 2
2．文化与心理因素 2
（二）农民抗争受挫的过程及原因 3
1．抗争困境论 3
2．政府的消解策略 3
3．社会心理机制的合力作用 4
4．“沉默的螺旋” 4
（三）文献述评 4
三、研究设计 5
（一）研究方法 5
（二）资料整理 5
四、X村环境抗争过程 6
（一）村民对于环境污染的认识 6
1．“墨河”西流，鱼虾匿迹 6
2．庄稼死亡，牛羊不饮 6
3．威胁人身健康，破坏“风水”格局 7
（二）村民的初步抗争：寻求经济补偿与“出气” 7
（三）村民环境抗争的升级 8
1．寻求政府协调无果而终 8
2．寻找媒体曝光不了了之 8
（四）村民环境抗争的暂时结局：明面儿抗争已休，“冷战”角力仍在 9
五、环境抗争为何归于沉默？ 9
1．集体行动难以形成 9
2．社会心理机制的合力作用：“认命”与模仿性屈从 10
3．地方政府的消解：“维稳”与村庄权力斗争 11
4．环境抗争面临双重困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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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讨论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4
附录A 16
附录B 16
农民环境抗争过程研究
——以S省X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引言
一、研究背景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环境抗争行为在增多。[1][2]虽然农民对于环境纠纷的容忍度降低，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抗争行为，但抗争的最终结果并不乐观。农民进行环境抗争要想成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绝大多数农民环境抗争都因无法满足这三个条件而没有取得抗争的胜利。[3]由此导致选择维权的大多数农民兜兜转转，态度转变而最终也对环境纠纷缄口不言。也就是说，大多数采取过环境抗争行为的农民并没有解决相关的环境纠纷问题，最终被迫归于沉默。
在农民环境抗争行为日渐白热化的大背景下，为何大多数农民环境抗争行为仍走不出失败“怪圈”，被迫缄口，乃至于可能为基层治理埋下“隐雷”？本研究试对研究环境纠纷事件中农民最终沉默的原因进行探究，力求充实领域内对于农民环境纠纷态度的研究，对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良性治理给予一定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究农民环境抗争起因直至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有学者将其比为“鱼头”到“鱼身”的研究，两部分贯穿连承。为完整的探析农民环境抗争最终归于沉默的原因，有必要对“鱼身”研究至“鱼尾”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本文从农民进行环境抗争的原因以及农民抗争受挫的过程及原因两方面展开文献回顾。
（一）农民进行环境抗争的原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运动和环境抗争主要是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学者以此得出了环境抗争与政治相联系的结论。国内部分学者从探究新旧媒体在环境抗争中的作用出发，得出了政治机会结构论的观点。此外，研究者还从微观的文化心理因素，对农民环境抗争发生的主观原因进行了研究。
1.环境抗争与政治相联系
西方发达国家环境运动和抗争主要同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Jeffrey Broadbent以社会网络与抗议行为的视角对日本的环境抗争运动进行了考察，[4]Harutoshi Funabashi与之侧重点不同，从社会制度的二元性角度考察研究了日本的环境运动。[5]Graeme Hayes重点研究了法国环境抗争运动与国家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6]
国内学者对农民环境抗争中新旧媒体的作用进行探究，得出了政治机会结构论的观点，政治机会结构论重点关注的是信访、诉讼和新旧媒体对环境抗争的作用。曾繁旭等学者得出新旧媒体各有优势二者共同推动环境抗争的观点，[7]指出传统媒体在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随着互联网在环境抗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更多的学者开始新媒体和互联网等渠道对于环境抗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性展开研究，并得出一定结论。任丙强研究指出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本，其在环境抗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强调了互联网对“弱组织”社区的整合功能。[9]
2.文化与心理因素
另一部分学者从微观的文化与心理因素入手，探究了环境抗争发生的主观内在原因，其关注的重点有农民的环境污染危险认知、环保意识、地方文化、群体社会心理和经济利益需求等。朱海忠以苏北Ｎ村铅中毒事件为例，指出农民对环境污染危险的认知在环境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家庭成员的健康异常直接催生了农民对于环境污染危险的认知。[10]景军以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事件为例，探讨了农民环保意识和地方文化在环境抗争中的社会动员作用。[11]陈涛更为关注环境抗争中的社会心理，他以蓬莱193溢油事件中路易岛渔民环境抗争行动为例，指出渔民的社会心理影响着抗争事件的发展。[12]张金俊基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广东省、安徽省、陕西省三省八村的农民环境抗争个案资料，分析了农民环境抗争的原因，指出健康风险担忧、环境维权意识、经济利益需求、内心不满情绪以及村庄脉络延续考虑等是影响农民环境抗争的重要因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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