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论文]唐代日本圆仁不得入台州的原因探析
台州就天台宗教义和修行的疑难问题寻求解答.但是事与愿违,圆仁并没有能够到台州国清寺请教高僧,反而一路北上,巡礼五台.长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圆仁不得入台州呢？李济沧先生撰文：李德裕对圆仁求法的申请,并未刁难,只是强调要依敕令办理……对于初入唐的圆仁来说是一时难以认识到的,也远不是‘德裕不太融通’所能解释的.”该文认为圆仁最终无法成行主要原因是没有朝廷的敕令,和扬州地方长官李德裕并没有关系.然而仔细剖析和比较,就能发现李德裕是圆仁能否成行的最关键因素.一.圆仁扬州求取文牒始末自开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出发,到七月二十五日,经过一个月的辛苦跋涉,圆仁一行终于到达扬州.圆仁从到扬州始求文牒,直至圆载得去台州,自己彻底无望,前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具体过程行记作了详细记载,摘录主要条目如下：开成三年(八月一日)大使到州衙见扬府都督李相公,事毕归来.斋后,请益.留学两僧出牒于使衙,请向台州国清寺.(八月十日)相公奏上既了,须待敕来,可发赴台州去.大使更留学僧暂住扬府；请益僧不待敕符,且令向台州”之状牒送相公.(九月二十九日)大使宣称：请益法师早向台州之状,得相公牒,称：‘大使入京之后,闻奏得敕牒后,方令向台州者.’仍更添己缄书,送相公先了.昨日得相公报,称：‘此事别奏上前了,许明后日,令得报帖.若蒙敕诏,早令发赴者.’”开成四年(一月十七日)弁谘问相公,前后三四度.谘说：本国和尚往台州,拟一文牒不审得否？”相公所说,扬州文牒出,到浙西道,及浙东道,不得一事,须得闻奏.敕下即得,余不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还.其润州.台州,别有相公,各有管领.彼此守职不相交,恐若非敕诏,无以顺行矣.(二月八日)得长判官闰正月十三日书札,称对见天子之日,殊重面陈,亦不蒙许.仍深忧怅者.以上为圆仁到达扬州之后,为了顺利成行,他和大使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请求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具体处办此事的主要过程.行记卷一共有十条目记载,自开成三年八月一日一直到开成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加闰正月,计八个月,圆仁以希望始,以失望终.二.圆仁不得入台州原因(一)李德裕不通融的态度开成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圆仁一行抵达扬州城.八月一日当天圆仁递交了请求入台州的文牒.此事的主要处理权在扬州地方长官李德裕.李德裕对圆仁一行的计划起到了牵绊甚而丝毫不通融的作用.圆仁在扬州焦急等待回复时,李德裕属下沈弁回话：扬州文牒出,到浙西道,及浙东道,不得一事,须得闻奏.敕下即得,余不得.又相公所管八州,以相公牒,便得往还.其润州.台州,别有相公,各有管领.彼此守职不相交,恐若非敕诏,无以顺行矣.”李济沧先生从李唐后期藩镇.朋党两个宏观的角度剖析了为什么李德裕不同意圆仁入台州,认为这是李德裕处于公事公办的立场,不带有个人的情感因素.而事实上,在圆仁身处扬州的整个过程中,节度使李德裕至始至终没有尽力帮忙,有的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唐朝法律规定不论僧俗,也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往他处旅行必须持有当地地方长官所发文牒.唐六典载：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此处列举同样是入唐求法的日僧的经历.比如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和尚于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入唐.当初唐台州发给最澄的通关文牒载：日本国求法僧最澄.译语僧义真.行者丹福成.担夫四人.经论并天台文书□像及随身衣物等,谍最澄等欲却往明州及随身经论等,恐在道不练行由,伏乞公验……台州刺史陆源.”此处最澄就是手持台州刺史所发放的文牒得以在浙江境内行旅,他的行迹属浙东观察史所辖范畴,故最澄得以通行.再如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日僧圆珍四月从本国出发,并于八月十五日抵福州,他的目的地也是台州.他先从江南东道属地的福州到台州,后于次年五月到达长安,这一路非常顺畅,但没有发现任何事先得到朝廷许可的痕迹.圆珍的通行证即由台州发放,牒文准予圆珍一行巡礼天台五台山及游历长安”.可见只要向所在州府提出申请,即可获准到该州管辖之外的地区旅行,所经过之地则只履行勘验”手续.圆珍到达潼关时接受了勘入”的例行检查而已.以上两例一为圆仁之前,一为圆仁之后,放行对象皆为日僧,所经手地方长官为地方观察史和地方刺史,他们的行政地位和行政权力很显然无法和李德裕淮南节度使这样的封疆大吏相较,故李的不通融应该解释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再有一例可以充分证明李德裕在圆仁入台州一事上并不通融.当京城明确表示拒绝圆仁一行的请求之后,圆仁彻底放弃了去台州的计划.他们一路北上,经过海州等地,来到了新罗人聚集的地方打算乘船返回本国.但出于对辉煌李唐的极度向往,他决定和另外几人私自滞留,以求法长安.此时私自滞留的一行人已经是非法居留.一路上遭遇地方巡军排查,军中张亮.张茂等三人,带弓箭来问从何处来？僧等拟以实答,还恐人称有罪过楚捉,即作方便设谋,便虚答之.”之后圆仁不断请求地方长官发放可以在大唐学习求法的文牒,直到青州节度使给了他们所需的完整通关文牒.开成五年四月一日,朝衙得公验,尚书赐给步三端,茶陆斤”.从此,圆仁凭此文牒以一个高级求法僧人的身份上路.仔细比较圆仁青州的经历和扬州的经历：青州时,圆仁是非法黑户,通过节度使的努力,等待约三个月获得官方通行证；扬州时,圆仁是日本遣唐使一员,名正言顺,经过约八个月的等待却没有获得允许.两处最大区别在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不同,青州节度使积极支持圆仁的活动,所以顺利得到文牒,李德裕在此事中虽不说直接阻止,但完全可以说没有为此事尽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滞留扬州达八月之久.圆仁在扬州期间赠给李德裕和其他处办此事的人相当的礼物,这样的行为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正常的礼尚往来所需,但同时还带有一点授人以礼,以期回报的意思.应该来说,圆仁的做法起到了作用,李德裕的属下沈弁对圆仁之事就积极帮忙,但李德裕退回了大多数礼品.有学者认为：德裕退回大部分礼品,仅留下一件以示收情.同时又以厚礼回赠,既尊重了客人的感情,又不贪财图利.从行记的客观记述来看,当时只有德裕是这样做的,而其他有关人士如勾当日本国使王友真等官吏.开元寺三纲等僧侣.传递信息的商人等等都分别接受了圆仁所赠送的礼物.”文章从李德裕的人品.为人作了解释,李德裕的所为,并非偶而为之,也非沽名钓誉,实则是一种理念所致”.文章对李德裕此举从人格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实此例正好说明了李德裕在圆仁一事上的态度,常言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作为一个浸淫官场多年的官僚,必然深谙此理,李德裕应该是在一种非常理智的情况下划清彼此的界限,不能让礼物升华双方的感情,拉近双方的距离,他反而厚赠圆仁一行以厚礼,这恰好说明了李德裕热情外表下内心所坚守的那条线.但是李德裕作为堂堂一个节度使为什么要和外来的僧人在这一件小事上上纲上线,为什么不能做个顺水人情？其实这和李德裕对待佛教的态度以及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坟典对李德裕有着较高的评价.旧唐书评：公之智决,利若青萍.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阙,骨葬南溟.呜呼烟阁,谁上丹青？”[4]604新唐书评：当国凡六年,方用兵时,决策制胜,它相无与,故威名独重于时.[5]5342武宗登基后,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灭佛运动,逼迫僧人还俗.拆毁寺庙.取消佛教节日,甚至赶走外国僧人.几年中史载”拆寺四千六百多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田数千万顷,收奴婢十五万人[6]134.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圆仁亲历了那场腥风血雨,行记中对会昌年间的灾难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摘录数条如下：十月九日,敕下：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符禁气,背军身上杖痕写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二月一日使牒云：”僧尼已还俗者,辄不得入寺及停止.又发遣保外僧尼,不许住京入镇内.天下金铜佛像,当州县司剥取其金,称量进上者.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人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尼.当朝宰相李德裕在会昌毁佛整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佛教界而言,武宗时的李德裕可谓是巨大的灾难.比如在李德裕的敦促下,武宗下除斋月断屠敕：”斋月断屠,出於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鼓刀者既获厚利,纠察者潜受请求.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馀月不禁.[7]395武宗认为,斋月断屠源于佛教,屠戮滋生腐败,所以有必要限制屠戮,其实就是借断屠说事,打压佛教.再如对武宗能够这样有”魄力地扫除佛教,李德裕特意上书一封给予了高度赞扬,贺废毁诸寺德音表先历述前朝文景之时无外夷之教而大道和平,逮至南朝,”其教浸盛,好大不经之说,陋乃诗书,因报拔济之谈,隆於仁孝,运祚纲篡夺相寻,二百年间,五变朝市,君无殷宗之福.[7]7194最后对武宗道贺：”黜霸图而功盛,入圣学而德优……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高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模,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臣窃位枢衡,莫能裨益,愧无将明之效,徒怀鼓舞之心.千古未逢,百生何幸,不任忭贺踊跃之至.[7]7194以上所言为武宗朝事,而圆仁初到扬州时毁佛之事尚未发生.开成三年,李德裕尚在扬州,其实李的态度观点具有前后一致性,他似乎对佛道就没有待见过.穆宗朝时,李担任浙西观察使,整顿破除巫祝迷信,”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4]597.除了名臣贤后,其余一概禁绝.这些被除掉的”淫祠,皆是不合地方和朝廷允许的祠庙.百姓前去祷拜,也有相当的香火,这相当一部分就是僧尼的庙宇.要知道”不管是佛教还是世俗的史料都把穆宗描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和慷慨的护法者[6]106.当朝天子是虔诚的佛教徒,李在地方却拿祠庙开刀,此举除了需要勇气外,李对佛教的反感态度由此可见.敬宗朝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打着皇帝生日的幌子,在泗州搭建僧坛,剃度获利.李德裕上奏道：”智兴为坛泗州,募愿度者,人输钱二千,则不复勘诘,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一男剔发,规影徭赋,所度无算.臣阅度江者日数百,苏.常齐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则前至诞月,江淮失丁男六十万.[5]5329后徐州果停此事.再如：传言亳州当地出了圣水,身有病患者饮之则瘥.李德裕上奏道：”昔吴有圣水,宋.齐有圣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请下观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绝妄源.[5]5329当时皇帝笃信浮屠方士,这些人可以随意出入禁中.德裕上疏曰：”陛下修轩后之术,物色异人,若使广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无出于此.臣虑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术欺聪明.[5]5330他大胆批评了皇帝的不妥行为,并提醒皇帝不要被邪术蒙蔽.梳理李德裕的生平,几乎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李对佛教没有任何好感,当然这种厌恶并不带有个人的爱憎喜好.个中原因主要是李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朝廷的命运充满了关切,时时刻刻怀揣着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他看到了诸多的佛教僧教徒不事稼穑,无需赋税,进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看到了有人打着这个旗号进行敛财的社会弊端,这也是李德裕身居宰相之职强力推动会昌毁佛最重要的原因.对于佛家他是灾难,但同时这也是他得到了后世诸如范仲淹.范祖禹.胡寅等人赞赏的原因.试想,当李德裕再次执掌一方重镇扬州,面对一群异邦人士请求入境求取佛法,在没有完全的是非准则的情况下,毫无疑问他内心的情感好恶会占据上风.所以,李把圆仁一行的请求直接抛给了京城长安,让长安来做决定,而事实上,作为一个浸淫官场的官僚,彼时长安会给出什么答复,他应该是很清楚的.(二)文宗抑制佛教的政策有唐一代,李唐不断改变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时而近道,时而崇佛,从而使得道界.佛界人士的命运也在不断翻转.唐文宗李昂执政从826年始,至840年终,在其统治期间他对佛教以打压为主.文宗自执政起,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革除穆宗.敬宗朝的奢靡之风,他下令：”内庭宫人非职掌者,放三千人,任从所适.长春宫斛斗诸物,依前户部收管.鄠县.渼陂.凤翔府骆谷地还府县.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并宜停废……[4]523之后陆陆续续有大臣上书进行僧尼改革,如请申禁僧尼奏,上书开篇即指出”缁黄之众,蚕食生人,规避王徭,凋耗物力[7]9127,后又要求整饬僧籍,寺庙等.待自己根基渐稳,文宗开始着手裁抑两教.835年七月十四日,文宗下达了大规模裁汰佛教的条流僧尼敕,文宗认为：”释氏宗来自西国,殷周已前,何尝有此？[8]591意谓佛教属于外来物种.此调上承韩退之谏迎佛骨表之论,”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我国,上古未尝有也[9].黄帝.颛顼.文王享年之长,在位之久,”此时佛法亦未人我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8]591.而”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8]591.接着指出了百姓笃信佛事给国家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黎庶信苦空之说,衣冠敬方便之门,异同之论虽多,俗尚之讹未革,遂使风驱成俗,云构满途,丁壮苟避於征徭,孤穷实困於诱夺.永言斯弊,宜峻科条,自今已后,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长吏,严加捉搦.不得度人为僧尼……[8]591诏书采取了诸多举措整肃佛教,如不得剃度新的僧尼,僧尼如果不通过严厉的考核必须立即还俗,不得新建寺院等等.最后强调：”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夷无生之法？[8]591835年”甘露之变的后果就是”文宗明显放弃了要对政治或宗教作任何重大变革的想法,虽然受到一些宦官屠杀后幸存下来的臣僚的影响,他看起来仍然保留着对于佛教的反感[6]123.之后文宗要求皇帝生辰之时把僧众从宴会中排除.838年,郑州刺史因设坛度僧一百六十人而被文宗罚了一季俸禄,并且让剃度的僧人还俗.[6]123粗略爬梳文宗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宗对佛教非常反感,但囿于种种因素,并没有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大展拳脚.当文宗接待藤原常嗣时,无论藤原常嗣大使”对见天子之日,殊重面陈,还是”到宣三四度奏请,”遂不被许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即使李德裕也曾”别奏上前,依然无法得到应允的敕牒.文宗末期执政受到掣肘,尤其在抑佛上不能遂愿.当一个外来的蕃客提出要来大唐学习佛法,并不断发扬光大,文宗认可此事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三)文宗朝繁重的经济压力李唐王朝是当时地球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众多的国家慕名而来,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绘了当时开放融合的盛况.唐朝政府和吐蕃.回鹘.突厥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波斯.大食等国家有着往来,这些外邦也时常来唐朝贡交流.在和平的前提下,李唐对这些进出的使者非常慷慨,一般而言,只要是官方认可的使者,一旦进入大唐领土,所有食宿一概免费供应,甚至连回去的费用,也一并承担.唐会要记载：”证圣元年(695年)九月五日敕：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河(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10]自李唐立国之初至覆灭,日本共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这些团队少则上百人,多则几百人,浩浩荡荡.比如圆仁那次,总人数约650人.可以想见,这些人的到来会给唐政府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而这些只是外来使团中的一支.唐政府也越来越感受到巨大的经济压力,对滞留在唐土的人员进行种种规范,尽量减少人头的开支.唐政府规定：”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间,九年不还者,编诸籍.[10]为了不再无限制地负担来自新罗和日本的僧人,唐政府采取了这样的举措,很显然这是出于经济因素.再如开成二年”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同书还载,同年”新罗差人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对此,朝廷最后批覆：”敕：新罗学生内,许留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并勒还蕃.[11]另一方面,史上有谓”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论,即便如此,关中地区稠密的人口给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高宗也承认：”咸京天府,地隘人繁,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荐岁之资.[8]450从玄宗朝后期开始,政治凋敝,经济衰败,加之藩镇割据,尾大不掉,财政日益不堪.玄宗朝最后一年为了筹集资金,开始大规模出卖度牒,肃宗朝时卖度牒成为了朝廷的国策.文宗朝开始革除一些宿弊,但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反而屋漏逢夜雨.文宗朝是整个唐代自然灾害高发的时段,并且这些灾害破坏力强,使得本来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阎守诚先生认为”农业经济.藩镇割据.民族关系都和连年的灾害有着紧密的联系[12]147.据阎先生统计,唐代290年的统治期内,诸如水灾.旱灾.地震.火灾.蝗灾等灾害总计1063次,文宗朝14年间计157次,约占15%,这是唐所有皇帝中最多的,执政时间逾40年的玄宗朝才139次.在这其中,837年,旱灾5次,838年,水灾9次,蝗灾2次.[12]20-96这些灾害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政府赤字严重.文宗甚至不得不采取举措,”厩马量减刍粟,百司厨馔亦宜权减.阴阳郁堙,有伤和气,宜出宫女千人.五坊鹰犬量须减放.内外修造事非急务者,并停[5]551.可见自然灾害给当时政府带来的严重的负担.圆仁的身份是请益僧,属于入唐作短期探究的探究员性质,另一位得以入台州求法的圆载身份为学问僧,属于可以长期留在李唐学习的人.所以文宗最后同意了圆载入台州的请求.对于拒绝圆仁一行,理由则简洁明了：”自扬州至台州,路程遥远,僧到彼求归期,计不得逢使等解缆之日,何以可得还归本国？二者比较可见,圆仁和圆载当初出使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二人不同的命运.文宗收到上书之时,很显然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该长留本国的绝不会轻易同意他们留下,并且于外交礼节上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加之让文宗焦头烂额的多年来自然灾害造成的恶劣局面,以及不堪重负的各国使节的吃穿用度,作为一个内心曾经想有作为的天子,怎么可能随意地应允不该留下的外邦人而留下！三.余论圆仁返回日本时55岁,日本学者认为圆仁返国之后直到圆寂,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他施展在唐所学,在阐扬佛法上做出了很大成绩,死后赐号”慈觉大师.常说造化弄人,如果当初圆仁能够顺利入台州国清寺求得天台宗问题的答案,并且旋即回国,他的所学很显然无法和他后来入佛学圣地五台山及巡游长安城所学相提并论.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历史事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不断向前发展,当中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看似孤立一件事也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人物的命运就会由此而改变.孟子有所谓”知人论世之说,也只有论清楚”世,才能对”人的行为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许该感谢李德裕对圆仁入台州的不通融,这才有后来的慈觉大师,才有后来位列”世界三大旅行日记之一的行记,才有行记中弥补官方正史记载的”会昌法难生动的细节,才有新.旧唐书阙如的李德裕任职淮南节度使那段珍贵的史料.[参考文献][1]李济沧.圆仁与李德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扬州的李德裕[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2):9-14.[2]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98.[3]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48.[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M].张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8]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9]韩愈.论佛骨表[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201.[10]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4.[11]张志宏.圆仁入唐散论[J].文史哲,1994(3):96.[12]阎守诚.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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