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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Abstract1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3
（一）研究背景3
（二）乡村空间重构研究进展3
1．国外研究进展3
2．国内研究进展4
（三）理论基础5
二、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乡村空间重构6
（一）国内乡村空间重构概况6
1．1980s2010s6
2．2010s至今6
（二）石山下村的空间重构7
1．案例概况7
2．村庄空间重构8
三、乡村空间重构的行动者网络构建11
（一）行动者构成11
（二）转译13
1．问题呈现13
2．利益赋予14
3．征召与动员 14
4．异议 16
（三）行动者网络与石山下村的空间重构16
四、结论与讨论18
致谢19
参考文献20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的行动者网络研究：以南京石山下村为例
摘要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大城市外围区域乡村日益由村民生活空间向城市居民消费空间转变，乡村旅游是其重要表现形式。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对石山下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考察。在石山下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溧水区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并包含石山下村委会、村民、旅游企业、创客和房屋、景观等在内的异质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创客群体的进入下，石山下村的空间重构区别于其他同质化的“美丽乡村”，乡村性得以保留，为石山下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及行动者网络调整奠定了基础。城市资本、消费文化的进入打破了村庄原有的空间稳态，异质行动者利用资金置换出了村民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权力。石山下村既是村民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城市居民的消费场所。在政府、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建筑、土地等异质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下，石山下村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的行动者网络空间。
引言
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持续滞后，农民生产生活水平较低。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取得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51jrft.com +Q: ￥351916072$ 
了一定进展，但与城市仍存在较大差距。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口高速流出，农村空心化愈发严重。由于人口大量流失，农村大量房屋、土地闲置，经济发展缓慢，产业结构落后，乡土文化衰落。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收入大幅提升，城乡差距不断拉大。21世纪以来，城市居民旅游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企业投资需求高速扩张。随着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等政策的出台，城乡间不平衡态势有所扭转。在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地方政府持续增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向乡村流动，城乡间要素交流渐趋频繁，城市与乡村间进入融合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社会的突出矛盾，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此，十九大作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意图通过完善体制机制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就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提出了要求。2019年12月，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选定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南京市溧水区、高淳区，宜兴市，常州市金坛区、溧阳市）、浙江嘉湖片区等11个地区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要求试验区到2022—2025 年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基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面形成，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基本建立，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
在我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伴随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的提出，乡村空间正面临转型与重构，乡村空间重构即乡村地域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及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和重组[1]。
乡村空间重构研究进展
1.国外研究进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过程，乡村空间呈现出由衰落到复兴再到转型重构的特征[2]。乡村的剧烈变化引起了地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兴趣，乡村地理学逐渐起步。1976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成立乡村地理委员会。因此，乡村空间重构这一概念较早出现于欧美地理学者关于发达国家乡村发展变迁的论述中[3]。20世纪70年代后，包括逆城市化在内的城市人口流入改变了乡村的人口、社会结构，产生了巨量消费需求，乡村产业开始由农业向服务业转型，乡村由单一生产功能向休闲、旅游和教育等消费功能转变，乡村发展转向消费驱动，乡村生产景观向消费景观转变[46]。在研究美国西部地区乡村空间演变特征后，Nelron提出了“经济土地人口”三力作用模型，该模型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本地居民及其所拥有的土地和移民在乡村地区的互动是促使该区域乡村空间变化的主要因素。根据Nelron的看法，外部人口的迁入是区域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正是人类活动的作用在不断改变着当地的城乡风貌[7]。伴随地理学的后现代转向、文化转向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引入，研究者开始从物质空间向非物质领域深入，关注文化的象征意义[8]。乡村即“rural”的含义较为模糊，有研究者认为乡村是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再现[910]。Murdoch等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后乡村（postrural） 的概念，强调一种“意义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s）[11]。Jules提出媒体与互联网在乡村变迁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12]。Woods对乡村性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乡村性是乡村的核心特征，乡村居民、移民、工人、游客、政策制定者、科学研究者和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不同参与者共同构成乡村性的表征 [13]。因此，乡村可以视作不同参与者依据各自意愿和体验构成的异质性空间，其变迁可以看作异质参与者网络作用下的结果。综上，国外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已开始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关注乡村的物质性向关注其文化意义转变，从关注宏观因素向关注微观主体转变。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jzgc/csgh/606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