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非金融行业与非ST的A股上市公司2008年—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社会信任及媒体监督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社会信任与媒体监督对企业避税的协调作用。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较高的地区企业避税程度较低，而媒体监督通过发挥信息中介功能和公司治理功能来规范企业的行为，抑制避税程度。在探究社会信任与媒体监督的协调作用后发现，社会信任可以加强媒体监督对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本文为探究社会信任、媒体监督等非正式制度对抑制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新的方向。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一、文献回顾与假说提出2
（一）社会信任与企业避税2
（二）媒体监督与企业避税2
（三）社会信任、媒体监督与企业避税3
二、研究设计3
（一）样本选择 3
（二）变量定义与度量3
（三）模型构建5
三、实证结果分析5
（一）描述性统计5
（二）相关性分析6
（三）回归分析6
四、结论与建议8
致谢8
参考文献8
社会信任、媒体监督与企业避税——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引言
引言
公司避税是一种普遍的转移财富的行为，它能够将应当上交国家的大量资金留在企业内部，减少现金流出，进而增加企业的留存利润[1]（Weisbach et al.,2002）。但这不仅侵犯了国家的财政利益，也为管理层损害股东的权益提供了机会，内部人员可能会借助避税来谋取私利[2]（张茵等，2017）。因此，探究其他因素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作用机制，并且据此合理减少企业过度避税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社会信任包括人际信任和商业信任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行为。例如，信任能够减少交易主体之间的免费搭车行为，促使交易双方都彼此诚实守信，减少不确定的因素，有助于最终形成合作行为，提高并购价值的创造能力[3]（王艳等，2017）；社会信任也可以通过降低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使得企业负担风险的可能性增加[4]（申丹琳，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51jrft.com +Q: ^351916072# 
2019）。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信任水平可能会促使企业避免受到社会舆论的制裁，遵守社会道德而减少税收激进行为，又或者利用社会信任来寻租[2]（张茵等，2017）。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媒体对企业的报道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进而对企业或政府的行为有很大影响。例如，媒体通过信息中介功能可以有效抑制政府下期预算增长率，发挥对政府预算的积极管理作用[5]（张琦等，2016）；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负面报道同样发挥信息中介作用，抑制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6]（王帆，2016）；而媒体除了吸引监管部门的介入这种传统机制，还可以通过声誉机制和市场压力机制来发挥其公司治理的功能[7]（田高良等，2016）。因此，媒体关注可能会促使管理层降低避税程度，避免因为负面报道引来监管部门的注意力，或因为激进避税被发现而扭转其在媒体报道中的正面形象，最终带来声誉损失，影响企业盈利。
综上所述，由于目前已有的关于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从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如内部控制质量、信息披露程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因此从社会信任与媒体监督这两种非正式制度的视角探究其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为我们寻求合理减少企业过度避税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 文献回顾与假说提出
（一）社会信任与企业避税
社会信任可以降低代理问题[8]（吴永钢等，2016），当公司位于信任水平高的地区时，受地区信任文化的影响，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沟通程度较高，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合作意识和社会诚信意识较强，信任程度更高，从而减少企业经营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管理层会更多地考虑股东利益，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减少其通过避税谋取私利的行为[9][4]（林钟高等，2016；申丹琳，2019）。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个体的诚信水平，并将在长时间内作用于该地区的企业主体，受到当地信任文化的影响，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管理层更加道德，操作盈余管理、隐瞒不利于他们的信息或进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更低[10]（李明辉，2019），因此，当避税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时，管理层会为了遵守社会道德而减少避税行为。除此外，在社会信任较高的地区，不规范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利益相关者将遵守道德作为行事准则，除了自律以外，还会监督约束其他人也遵守道德，当他们发现管理层谋取私利时，更可能揭发检举管理层[11]（刘宝华等，2016），因此，管理层的背信成本较高，且企业一旦被认为不值得信任，在短期内将无法扭转这种形象，对其声誉影响非常大，尤其在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连坐机制，加重了这种不规范行为的成本，使得人们更愿意遵守道德[12]（李俊青等，2017）。在现有实践中，有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能够抑制公司避税水平，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及处于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的企业，社会信任能够显著减少企业税收筹划，并利用融资约束这一渠道机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抑制税收规避[13]（曹越等，2018）。除此外，社会信任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内外部监管薄弱的企业中也更为显著[14]（Changyuan Xia et al.,2017）。尽管也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可能会被肆意使用，企业可能会利用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寻租，但当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比较公平时，社会信任就能够显著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2]（张茵等，2017）。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1：社会信任可以抑制企业避税行为。
（二）媒体监督与企业避税
媒体是一个信息传递和信息再造的第三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司治理的功能，田高良等（2016）[7]总结了现有文献，发现媒体监督具有三种机制：首先媒体可以通过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引起监管部门的介入[15]（醋卫华等，2012），其次媒体的声誉机制也可以减少企业不规范的行为，最后由于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会被媒体影响，管理层个人利益也会有所触动，最终影响企业治理行为[16]（于忠泊等，2011）。因此，媒体监督会降低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传递公司的运行状况[17]（张丽达等，2016），进而使得股东与投资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公司的情况，加大管理层构建复杂交易行为及财务报表的难度；除此外，媒体监督还会诱发行政机构介入，提高过度避税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增加了避税成本；而如果媒体曝光了管理层的税收激进行为，也会为其带来不可挽回的声誉损失，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经营。已有研究证明媒体关注通过降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被曝光避税后管理层的声誉损失，进而抑制税收激进，并且与地方国企相比更能有效减少中央国企和民营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18][19]（田高良等，2016；严若森等，2018）。而当把视线主要集中在媒体负面报道上时，有证据表明，媒体负面报道更容易导致监管部门介入，提高发现过度避税的可能性，揭露和抑制管理层的抽租行为，最终抑制管理层的税收筹划[20]（刘笑霞等，2018），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21]（郭思远，2019）。同时，在考虑了其他因素与媒体监管对避税程度的叠加作用后，发现地方税收征管力度可以增强负面媒体报道对避税水平的抑制作用[20]（刘晓霞等，2018），而与会计信息无关的负面报道可能会导致公司隐性避税机会的暴露，也对税收激进度有显著负影响[21]（郭思远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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