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国内外关于社会信任及公司税收激进度的相关研究中，通过系统的实证检验，特别是在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全行业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不同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公司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最终得到了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司的税收激进度越低的结论。为拓展研究角度，通过设置产权性质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对非国有公司的税收激进度影响更为显著，也就是说，地区社会信任水平是影响公司税收激进度的重要原因，体现了非制度层面上的影响。
目录
一、绪论 1
(一)选题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1
二、文献综述 2
(一)社会信任相关文献 2
1．社会信任在社会学领域相关文献 2
2．社会信任在管理学领域相关文献 2
(二)部分影响公司税收激进度因素的相关文献 3
1．管理者特征 3
2.管理者激励 3
3．所有权结构 4
4．税收政策 4
(三)社会信任与公司税收激进度相关文献 4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5
(一)社会信任水平与公司税收激进度 5
(二)产权性质、社会信任水平与公司税收激进度 5
四、研究设计 6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6
(二)检验模型 6
(三)变量定义与度量 7
1.公司税收激进度 7
2.社会信任水平 7
3.控制变量 7
五、实证检验与分析 8
(一)实证检验结果 8
1．描述性统计 8
2．相关性分析 8
3.检验假设1 9
4.检验假设2 10
五、 结论与建议 11
致谢 12
参考文献： 12
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
引言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
税收激进度的高低主要是由两种原因导致的，一是企业的盈余管理所导致的，第二就是企业单纯的避税行为所导致的。税收规避行为即公司通过合法的会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51jrft.com +Q: ￥351916072￥ 
计计量手段减少税收或通过游说政府的方式获得税收优惠。可以说自从税收出现，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中的人们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上交更少的税收。尽管各个国家的税务部门都尽可能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税收法规来提高纳税人的实缴税率，但是规避税收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所以无论哪个时代和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税收流失问题。
(二)研究意义
首先，本文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了解有关于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的相关文献。现有文献更多的关注于公司的内外部环境等要素，少有通过地区社会水平等非正式制度的宏观角度来讨论公司税收激进程度的倾向问题。所有本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提供一定的有关非制度因素的参考意见，在制定及执行政策时可以更加合理的平衡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提高税收政策的执行效率。
其次，能够丰富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因素。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主要是通过影响公司高管对自身以及公司的声誉在乎程度进而影响公司的税收政策。而中国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较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通常有不同的声誉方面的考量，这可能会让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对所有权不同的公司的税收激进度有不同的影响。
最后，这是对正式制度的合理补充。实际上，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无论是非正式的合同还是正式的法律法规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正式制度中的缺陷通常可以由非正式制度在执行政策时加以补充，因此测试社会信任的作用很重要。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信任相关文献
1．社会信任在社会学领域的相关文献
信任是市场经济重要一环，Rousseau等(1998)认为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其实与当前社会的认知状况有关，并指出人的信任表现为对他人良好的行为或意图的期望，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42]。
Cummings和Bromiley(1996)则指出社会信任是一种不再谋取自身利益利一种共同信念，即群体中的成员虔诚遵守他们共同商定的承诺、规则，这种信念在公司中就是在工作环境中如何与群体中其他工作人员交往、工作时的效率等等[29]。Wenzel(2005)则认为社会道德规则能影响的社会信任水平通常是定义在一个特定环境中的，并且能够被人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即如果某人认为他们某些个人的不当行为被发现并被大范围传播，那他们就不会进行这种行为[44]。翟学伟(2007)则指出信任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被人们广泛关注的。人类对不断更迭的生活状态感到了焦虑与不安，以往的生活和经验不再是信任的保证，这种对信任的怀疑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他认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希望通过建立一套现代信任制度来保障人类社会的文化根基。他指出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于家庭生活，也就意味着家庭范围限制了社会信任的整体范围[25]。
董才生(2005)指出社会信任在中西不同社会制度下会产生不同的特点，他指出政治制度才是社会信任产生的基础，进而才在传统文化、基础与模式，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追求等有极大的不同。并凭借着这些特点社会信任在中西方不同的经济社会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6]。
李涛等(2004)利用广东省居民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社会、个人等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对社会信任水平的认知。同时他们发现单身、年龄越大、有宗教信仰、职业变动越少、越乐观、担任管理人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高[12]。
2．社会信任在管理学领域相关文献
雷光勇等(2014)通过对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企业更愿意聘请更高质量审计师，也就是说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的市场能够提供额外的信息含量[7]。李明辉(2019)则研究了公司所在地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师变更的影响，他们发现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审计变更越少，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拥有更稳定的审计契约。他指出社会信任对审计变更的影响与该地区的法治水平有关，当地区法治较差的时候这种关系被明显削弱，同时，他表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即审计师规模较大的环境中更关注其客户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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