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2
理论分析、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4
（一）理论分析5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5
1．被解释变量 5
2．解释变量 6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6
（一）数据来源6
（二）描述统计6
1．各省饥荒饥荒程度计算结果7
2．不同出生队列的样本描述统计7
四、估计结果与讨论7
（一）基准回归结果7
（二）稳健性检验9
1．对DID方法的稳健性检验9
2．对饥荒严重程度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10
3．分位数回归检验11
五、总结12
参考文献13
致谢15
饥荒经历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摘 要
本文使用了CHNS数据考察了19591961年大饥荒事件对幸存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并利用《新中国五十年汇编资料》的死亡率数据计算了农村劳动力所经历的饥荒严重程度的衡量指标，根据出生年份划分了出生队列，在此基础上构造了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经历的饥荒严重程度越大，其越不容易实现非农转移，主要表现为更长时间的农业劳动与更小的非农工作参与概率；而且相较于成年人群，未成年时期遭遇大饥荒的群体受大饥荒的冲击更大。此外，本文还通过对DID方法的稳健性检验、饥荒严重程度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分位数回归分析的讨论，证实了本文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引言
引言
大饥荒在经济学研究中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众多学者从死亡人数统计、大饥荒成因、身体健康、性格偏好与行为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我们一般普遍认为大饥荒于1959年开始,1959年的中国粮食产量一次下降了15%,粮食产量在1960年又一次下降了15%,到1962年饥荒才基本完全结束（Li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51jrft.com +Q: @351916072@ 
and Yang，2005）,Ansley（1981）的三年死亡研究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三年里认为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约有1650万;John（1982）和Peng（1987）在对死亡人数的重新估计上都是2300多万;Ashton（1984）重新估计的死亡数值实际上是2950万;Banister（1987）的死亡人数估计为3000万;金辉(1993)在估计上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估计为1395万;Ashtonetal （1984）另外也通过计算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因为非正常人口出生的下降而间接的导致没有正常人口出生或者是推迟了出生的死亡人口约计数为3300万;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是曹树基(2005)使用了传统的人口学和历史研究以及地理学的计算方法,在比较了以往人口学研究的统计数据基础上,得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数为3250万。
关于实际上导致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已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Lin and Yang，2000；Li and Yang，2005；范子英和孟令杰，2007；Meng et al.，2009）。这些学者的研究大都是认为1958年开始的中国大跃进粮食运动和中国计划经济大革命时期的粮食土地征购管理制度是实际上导致中国大饥荒时期发生的关键原因。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的观点是认为农村和城市偏向论(urban bias)的理论可以直接用来解释饥荒爆发时期中国城乡农村地区死亡率的巨大差异,但同一个省内的农村地区死亡率的巨大差异目前还无法解释,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死亡率巨大差异主要是由当时对于缺粮地区的控制和划分政策带来的;qian et al.（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政府制度才是导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个人的早期经历与生活环境会影响其人力资本积累与生活表现( Elder et al.，1991; Heckman，2008; Almond＆Currie，2011)。众多的研究表明幼儿期的营养不良会阻碍人力资本的形成，包括身高、肥胖、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概率等（Chen ＆ Zhou，2007; Meng ＆ Qian，2009; 马光荣，2011），但也可能存在饥荒的“达尔文现象”（范子英等，2009），从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幼儿经过自然淘汰，反而表现出能适应恶劣环境的身体素质。也有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影响个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表现，包括受教育状况、劳动力供给水平、收入和婚姻市场表现等（Shi，2011）。
人类采取粮食行动的心理依据主要来源于饥荒中人们对过去的知识和对经验的记忆(弗洛伊德,1915),个人在开始做决策的时候,不是完全愿意遵守"理性人"假设,之前的知识和经历,过去的经验和讯息同样可能会直接影响其对粮食的决策（Ulrike et al.，2011）。饥荒中的饥饿、孤独、恐惧等负面记忆会给亲历者带来心理创伤（Ren ＆ Ye，2018；林淑贞等，2019），经历过较严重饥荒的地区人口更珍惜粮食，并有一套应付饥荒的办法（比如更多的粮食储藏）（曹树基等，2005），同时具有更高的储蓄率（程令国等，2011）。
回顾已有的文献，鲜有研究关注到大饥荒对农户土地处置、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汪险生等（2018）对饥荒经历与农户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饥荒程度越高的地区，村庄土地租出率越低，农户租出意愿越弱。但遗憾的是尚未有人专门就饥荒经历是否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讨论，借鉴汪险生等人的研究，本文认为饥荒经历将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主要的解释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出于预防的心理动机，农户倾向于保有自家土地并进行耕种；二是饥荒阻碍了人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既不利于其进入非农就业市场，也会降低其劳动生产率导致更长时间的农业劳动。此外，本文通过对CHNS数据的整理，还发现在经过对六期数据的刻画排除掉年龄因素的干扰之后，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的人群具有更为明显的农业工作倾向（如图1所示）。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jmgl/jjymy/6060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