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种类越来越多样化，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也随着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借助于2017年CHFS项目的调查数据，构建Probit模型，研究不同的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发现，家庭中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会使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意愿降低，而少儿人口占比的提高会使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意愿提高。本研究有助于不同人口结构的家庭寻找到合适的风险资产投资方法。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引言 1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提出 2
（一）文献综述 2
（二）假说提出 3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3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3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4
1．被解释变量 4
2．解释变量 4
3．控制变量 4
（三）构建Probit模型 5
四、实证结果报告与分析 5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5
（二）实证分析 5
（三）异质性分析 7
五、结论与建议 7
（一）结论 7
（二）建议 8
致谢 8
参考文献 9
家庭人口结构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言
引言
在2006年的美国金融学年会上，美国金融学会的会长Campbell提出来要把家庭金融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方向。从那以后，家庭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国际上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早地开始了对于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情况的相关调查研究，目前已经收集了大量可供追溯的家庭微观数据资料用于家庭金融领域的研究分析。但是中国在家庭金融领域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开始得比较晚，对于居民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方面的研究也不够丰富。根据国家卫计委2014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可知，我国的家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51jrft.com +Q: ^351916072* 
庭户总数量是4.3亿户左右，一共占据了全世界家庭户数量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之首。作为国民经济四大机构部门之一的居民家庭，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影响都不能被忽视。而且自从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规模也逐年增大。2017年我国的家庭人均财富为194332元，相比较于2016年增加了25255元，增长幅度达到了14.94%。金融资产在居民的家庭财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017年，全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在家庭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6.26%；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中，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08%和21.53%（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2018）。当这样大规模的家庭金融资产投入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中的时候，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和投资选择等金融行为的变化肯定会对国民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根据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收集整理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居民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是13%，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也只有8%，家庭所持有的股票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仅占了2%，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蓝嘉俊等，2018）。总体看来，中国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意愿还比较低，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过于简单，资产配置不合理的现象广泛存在。
由于我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宣传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观念，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在此影响之下产生了转变，新生儿的出生率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庭内老龄人口的数量在逐渐上升，而少儿人口的数量却呈现出下降趋势。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规模非常大(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尽管国家已经在2016年正式实施了全面二孩的政策，但是目前劳动力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基本上不可能逆转。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老龄人口比例的增长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压力与负担，同时也会对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投资和财富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王聪等，2017）。国外有学者研究发现，年轻人与家庭中的老年人口相比较而言，劳动供给弹性一般都会更强，因此他们可以采用延迟退休年龄或者是增加劳动供给等措施来应对不好的资产投资后果。这样可以使家庭承受金融投资风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有助于增强他们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意愿（Bodie et al.，1992）。生命周期理论也认为，居民个体在年龄因素上的差异会对他们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以及投资组合的决策上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Yoo，1994；McCarthy，2004）。此外，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家庭中的壮年劳动者在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时具有不同的动机，这对该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可能会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蓝嘉俊等，2018）。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的背景之下，本文借助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收集的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对其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意愿产生的影响，具有丰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提出
（一）文献综述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承担着少儿子女的抚养、老年人口的赡养扶助等诸多方面的义务和责任（樊纲治和王宏扬，2015）。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一个家庭都是以家庭中所有的成员一辈子全部的预期收入为依据来对家庭中的消费和支出做出相应计划的（赵梓涵，2017）。人们的收入来源和消费水平会受到年龄的影响，而他们在金融资产投资方面的决策也会随之被影响（陈丹妮，2018）。老龄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一般会呈现下降趋势，收入水平也随之降低，这使得他们可能无法承担股票、基金等资产投资伴随的高风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失（Jagannathan et al.，1996）。吴卫星和谭浩(2017)认为我国那些家里既有老年人口又有少儿人口的夹心层家庭与其他家庭在资产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夹心层家庭对于可靠的投资渠道存在着迫切的需求，他们往往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jmgl/jjymy/6058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