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文15篇
各乡镇苏木(办事处)党委(工委)，旗委各部委办，旗政府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党委（党组、总支、支部），各群众团体党支部：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研室、实践杂志社、社科院、党校、党史研究室、自治区政府调研室、教育厅、新闻出版局、自治区社科联决定于*年12月联合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根据赤党宣通（*）10号《关于征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的通知》精神，旗委宣传部决定，在全旗范围内征集研讨会论文。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1、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2、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3、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
4、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5、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6、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7、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8、关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9、关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0、关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1、关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制改革的历程、成就、经验和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
12、关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扩大改革成果的的普惠性；
13、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14、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5、关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任务落到实处；
16、关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17、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18、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19、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1、关于我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巨大成就、宝贵经验；
22、关于我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3、关于我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研究；
24、关于我区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机遇，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25、关于提高我区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
26、关于我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前景与对策研究；
27、关于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
28、关于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29、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社科事业的发展及社科界发挥思想库作用研究；
30、关于我区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研究；
31、关于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成就及进一步发展的研究；
32、关于我区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的成效、难点及对策研究；
33、关于我区各民族干部群众关注的各类民生问题研究。
二、论文撰写要求
1、要突出主题，坚持正确导向，密切联系区情、市情、旗情，围绕一个问题深度探讨，切忌空泛。
2、论文要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3、篇幅不超过8000字，并附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脚注（页下注）。写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电话、邮编等，以便联系。
4、论文选题供组织撰写时参考，具体题目由作者自定。
三、论文的组织、报送和评选
1、论文组织总的原则是广泛征集和重点组织相结合，各单位要责成专人撰写，至少保证一篇，多则不限。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做好论文的组织撰写工作，保证论文征集工作顺利进行。
2、论文经本单位审定盖章后，通过电子邮箱发到旗委宣传部理论室（邮箱地址：***）。论文报送截止时间为*年9月20日。
3、旗委宣传部对论文进行筛选后，统一上报市委宣传部，再由市委宣传部统一上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对论文入选情况及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改革开放论文 篇2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推行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改革直接影响了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并对财政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变化，进一步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下面拟就有关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探讨，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作为区别于传统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成为现代西方财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穆斯格雷夫等财政学家都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因为深刻地剖析了决定税收水平和支出水平后面隐藏的政治背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内容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等。(2)我国传统的理财观念和文化背景。(3)前苏联模式。
财政理论诸学派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著述把财政定义为国家依靠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和实现其自身职能的需要，从而由整个社会产品分配中，独立出一种由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公共权力)直接参与的社会产品分配。
持“剩余产品决定论”者不同意国家赁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社会扣除的现成形式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财政分配得以发展的因素，且所有权和社会扣除是决定因素。
“社会公共需要论”认为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采取的分配形式。还有“再生产决定论”等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财政的范畴。
上述诸观点中，“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已被国内绝大多数财政学教材所采用，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被界定为财政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财政的作用概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调节、控制、反映、监督财政收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运动，具有分配职能、调节职能和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历代经济学家都关心和研究财政问题，并对财政理论、财政本质作了很多创造性的论述，大大促进了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诸财政理论包括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国家分配理论等等，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也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财政来源于生产——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依靠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等方式取得财政收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任务——满足国家需要、均等分配收入、实现公共需求等等，而轻于或疏于研究财政与生产发展的直接联系。这在现代生产大分工、大协作、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显然存在欠缺和不足。财政收入来自三次产业的创造，而财政支出也主要用于三次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发展。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是财政收支的本质所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应该成为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国家权力只是方便履行其职能而已。下面分成几个问题作进一步阐明。
M之中存在Mc，是改革开放对剩余价值和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物质生产观点，只承认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货运业的生产性，号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国民核算制度规定只对五大部门的活动成果计算产值，对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医疗、生活旅游和国家管理等部门，统统是非生产部门，不作为生产活动，采用MPS国民核算制度，对它们规定不计算产值，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处理，这对比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算制度SNA存在极大的不同。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深感物质生产观点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决心改革，确认上述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来的生产性，称为非物质生产部门，并多方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变了我国原来第三产来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落后状况，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下面是我国和几个国家的历史对比材料。
第三产来占国民经济的百分比
国家19701980198519901991-1994间的一年
中国21.428.531.331.8
美国58.954.057.661.363.9
日本47.254.455.855.557.6
英国52.455.057.162.966.3
摘自《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相应地，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国民核算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制度SNA，拓宽了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对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活动，统统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和变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环节拓宽了，其他再生产环节——分配和使用，也必须相庆地变化。根据三方等价原则，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国民使用，即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应保持相等。同样，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生产范围划在哪里，产值指标主算到哪里，中间
消耗和最终使用也算到哪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哪里分界。”现在生产范围拓宽了，由物质生产扩大到包括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分配和使用的范围也要相庆地扩大。过去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生活旅游、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部门，统统不作为生产部门、不计算产值，当然不能算使用。现在不同了，处了产值就要算使用，用于正常生产的臬中间消耗，用于人们消费积累的算最终使用。也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因为生产需要
享用公共产品(或称为公共服务)就要作为中间消耗，并应给以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应该和生产耗用的原材料、零配件一样，作为C，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但对这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报酬，例如安全服务、城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等，都不好直接计费，很难直接支付。世界各国都采取税收的形式，向财政税务部门缴纳，再由财政给上述公共服务部门拨款，作为“再生产”之用。税收是剩余价值M的组成部分，因而原来剩余价值M中的相当部分，在此已经不是什么剩余了，而是企业享用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和费用。对公共服务支出这种形式上为M而裨上为C的支出，我们称之为Mc，数量很大，但内容复杂，除了为生产服务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为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服务，难以计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只好冒扩大国民收入总量的失误，作“政府消费”或“社会消费”外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在美国有国民收入之父之称的S·库兹涅茨早期的计算，在许多国家其扩大数占GDP的8.1%，并有逐步增加的趋势，①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和比例。
财政收支一般都讲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或国民收入的一种分配，而Mc实质上是一种费用支出，是一种偿付，是成本开支中的C，从性质上它不属于国民收入的内容，因而国家分配理论、福利经济理论、公共需求理论等所讲的内容，与此不相符合，也就是扩大生产范围、对公共产品部门计算产值以后，改变了原有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从而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并且显著地表露出了原有诸财政理论观点存在着偏颇和不足。
国民经济包括无以计数的部门和单位，彼此实行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而有秩序序地进行。只有实行大分工、大协作，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的正常生产，取得盈利，建筑在其他众多企业大分工、大协作的基础上。否则，离开社会的分工协作，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的支持，包括安全服务、交通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国家管理服务，生产马上就要停顿，处于瘫痪之中。企业享用各种公共服务，就要给以报酬，不给报酬，公共服务部门就无法存在下去。为了保证社会大分工、大协作，保证社会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一如前说，企业采取“纳税”的形式加以支付，形成纳税双方的收支往来的经济联系，通过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往来剖析，可以使纳税、收税者双方取得下面的共识：
(一)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和单位，都享用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凝结了公共服务的劳动，需要给以相应的服务报酬，作为成本开支中的C，公共服务不便直接计量和支付，一般采用税收的形式，使得M之中存在M。
(二)公共服务部门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关部门劳动投入的成果，必须得到报酬或补偿，否则公共服务就要停顿，社会再生产就不能进行。
(三)公共服务部门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促使各企业更好地发展，进一步降低中间消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了上述三点共识，对于收税和纳税者双方，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协调作用。
对于纳税者，各企业了解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生产，是因为享用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产品和盈利中，凝结了公共服务部门的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该给以相应的补偿。得之于众，还之于众，从而会大大减少纳税者的心理矛盾和阻力，心诚意服地纳税。
对于收税者，有了上面的认识，确认收税主要是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报酬，不是对企业外加的额外负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纳税者收税，并且和各种逃税潜心税的行为作斗争。(当然，税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再分配的份额)。收税是对过去，用税即拨款是对未来，国家财政要进一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办科学、搞好国家管理，发展社会公用事业，为一二三产来的发展，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硬软环境和条件。
既如此，财政的收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联系，财政理论研究就应该反映这个实际，并进一步促进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国家分配论、福利经济论和公共需求论等等，都无法说明财政收支的上述主体内容，只反映财政收支的一部分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则形成了财政收支和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作为理论建设来说，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是基于改革开放、基于扩大生产范围，大力发展第三产来产生的，一句话，改革开放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
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一方面作为商品二因素中的“价值”，始终和商品的“使用价值”联系在一起，它代表着无以计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劳务；另方面，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主要是指创造剩余价值，同等劳动在同等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讲财政学以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作为基础理论，就是讲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或者是仅仅考察社会福利、公共需求、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入等等，而是要把财政收支立足于生产，优化资源配置，落实在生产的发展上。生产发展，财源扩大，使财政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当然，财政还有基他职能，如公共积累、社会福利等等，但均应以生产为中心，使财政收支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并且对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建设，赋予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优化资源配置，赋于财政部门以更为重大的任务和使命
资源有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资源乃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财务，通过各类市场，可以雇请劳力、购买生产资料，以及租购各种自然资源，以弥补其他资源的配套和不足。财政部门职司财务分配，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政部门决不是单纯的管收管支，平衡预算，崦是要立足于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以优化资源分配，协调经济关系为己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劳动更好地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也就是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财政部门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在如下几方面发挥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一)发挥对经济增长和产来结构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税率提高，税额啬，企业收入会相应地减少。财政集中的财力除了作为公共服务的报酬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短线产品或关键产业，对比留给企业安排和支用，结果自然不同，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起调节作用。因此，如何确定税种和税率，以什么方法计证，要不要采用累进制或采用什么标准的累进制计征，其中大有学问。税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用很大而且更为重要，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各方，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瞻顾发展前景，加以研究和确定。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比过去大大地降低了，国家可以运用的财力，特别是用以解决重点项目、克服薄弱环节、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地降低了。这要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关系、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来综合加以研究和确定。
(二)发挥对公共服务部门规模结构的优化作用。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治安、城乡交通和国家管理等部门必须有一个合理合适的规模结构，而且会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不稳定，安全无保证，一切生产再生产都夫法顺利进行。现代高科技，教育是基础，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实行科教兴国，但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财政拨款，大增小增或者减少，优化资源配置，使公共服务部门保持合适的比例，这要求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有着充分的了解，统筹兼顾，科学安排，从而使财政
拨款建立在促使各公共服务部门优化资源配置，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更好硬软环境的基础上。
(三)发挥对生产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协调作用。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由此产生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是很难解决的课题。发展生产必须讲究效率，满足需要要求注意公平，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二者是矛盾的统一。在不同经济技术条件下，有不同的比例标准，过多过少都不好，要求财政部门发挥其必要的协调作用。企业财务属于企业范围，但众多财务制度是由财政部门制定的，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入分配。财政部门集中的国民收入，一部分也用于社会福利，应该统盘安排，发挥其协调作用。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长期存在亏损，需要财政补贴或抵消财政收入，显然是不正常的。但事关职工的基本保障、起码的生活条件，又非开支不可。不正常的情况不容许长期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对生产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协调能力，一定要通过企业改革加以彻底的解决。
三大作用都直接联系到财政的优化资源配置，把有限的财务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但要了解，所有收支都不能仅看数量，不盾质量，质量更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数量。一个部门高质量，以较少的人办较多的事，而且办得很好，对财政十分有利；而另个部门低质量，拨款虽多，但人浮于事，而且挥霍浪费，效益低下，直接影响财政对优化资源分配功能的发挥。应该说，这是财政工作最大的不幸。为此，财政必须把部门单位的质量考核和讲究效率放在首位，并且有法律保证，加强法治，革除不正之风，才能使财政部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伴随改革开放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必然会推动财政理论体系的相应发展，特别是关于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财政收以性质改变的内容；调整结构，建立与财政实践相配套的新财政学理论体系。お 
改革开放论文 篇3
苏轼与王安石，一对政治上持不同观念的对手。他们的矛盾，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老苏写《辨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苏东坡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老苏责骂得太重。但事实是，正是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严重后果，彻底打消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们逼向了政治的对立面，简单来说，可以把这一对立面归纳为为朝与为民的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研究学者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这其中还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学与蜀学之争)进行分析研究，纵观这一段时期以来的研究，笔者发现，其争议的核心主要放在苏轼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由这两人的关系引申出来的老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仁宗时期的重臣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时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间的对抗问题，从现有发表的学术期刊以及著作来看，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观念的碰撞还是相当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拟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的态度的研究成果来做报告综述。
一、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这样的说法是最为传统的观点。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关论文，至死不和说颇为多见。因为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中，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唯一得到苏轼认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诸如最为人所熟知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苏轼的全盘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苏轼最痛恨的青苗法，发展到了后期变成了强迫贷款，这种“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农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灾害也不愿意丰收，农民丰收的后果是被迫缴以前欠下的税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贩卖妻儿、坐牢，为他作担保的邻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来说，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苏轼在朝中担任史官的小职，他是没有权力去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还是冒着风险呈上了他的《御试制科策(并问)》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其矛头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张“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听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直接导致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走向了公开破裂，之后苏轼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也是历来学术上争议的焦点，就是《辨奸论》的真伪问题，笔者翻阅了与至死不和说相契合的论文，大多数都认为《辨奸论》是老苏自己的真迹，并且有些论证是以《辨奸论》为真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苏轼研究的大家———现在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名为《苏轼< 与滕达道书> 是“忏悔书”吗》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一生也都坚持自己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
1990 年阎笑非先生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上刊发了名为《试谈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一文，则更加激进地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友好关系加以彻底否认，其观点颇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阎先生在他的结论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私人友谊，苏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间结怨很深。苏轼同王安石结怨并不始于熙宁年间，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阶级文人因争夺名利而相轻乃至嫉妒的心理。苏轼虽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态批评新法的，但批评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对王安石其人则不然，苏轼对王安石是坚决反对，彻底反对，终生反对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为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那种时代风习的影响，但从他对待苏氏父子兄弟看来，他还是比较有胸怀、有政治家风度的。从现象上看，苏、王之间虽然有过一、二次书信往还，诗词唱和，但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私人友谊。” 从阎笑非先生的观点来看，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某一点上的矛盾，而是从根子里彻底就是一对矛盾的个体，是嫉妒心理。他们的至死不和是彻底的，也是无法修复的。
接下来，万斌生在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2 期发表的名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的论文中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看法，他认为在“仁宗嘉佑年间，苏轼与王安石变法思想有严重分歧。” “这一阶段，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集中在变法思想上。由于对变法的取向不同，缓急各异，双方的分歧是原则性的。”而到了“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全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实践。” “苏轼公开反对新法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批评，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保守势力反对新法的急先锋。” 文末，作者的观点就是“苏轼至死都未能改变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态度”
胡金旺老师在2012 年第二期《兰州学刊》发表了一篇《苏轼与王安石在< 尚书> 诠释上的分歧》，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从两人对待儒家经典《尚书》的态度来研究两人根本的矛盾，苏轼从情出发，王安石从智出发。即：“苏轼在< 尚书> 诠释上对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学诠释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两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是他们无法调节的根本矛盾，通俗点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到了2015 年，方蔚在第二期的《文学教育》上发了一篇名为《从“从公一句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首先，作者肯定了苏轼与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调和的，“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还是文学家的王安石，苏轼都予以措辞严厉的批判。”其次，作者认为过往的研究者多数认为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主要问题在于王安石而非苏轼，而文中作者也谈到了苏轼的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作者认为“苏轼的确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与政治观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争斗中，往往无人伸出援手，这固然是因为苏轼不结党营私，但也因苏轼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随意，并不适于政坛。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苏轼并无行之有效的治国为民的主张措施，亦无精于人事的政治谋略。”那么，这里就把苏轼政治谋略上的不足给放大了，当然笔者认为苏轼的政治主张并非没有，并且还有不少。纵观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1986 年3 月第一版)，其中提到苏轼政治主张的文章诸如《儒者可与守城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等论说，只是苏轼除了地方官之外，在中央做官的机会太少，更比不上做上宰相的王安石。
从以上列举的相关论文来看，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还是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的，他们是下一章亦敌亦友说的源泉，也是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未来值得拓宽的空间还是有的。
二、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说
苏轼与王安石亦敌亦友的观点是当前比较主流的看法，亦敌亦友的落脚点是在后面这个“友”字上，这表现了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点。持有这一派观点的学者是在反驳至死不和的观点下发展出来的，他们认为虽然苏轼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那只是对于改革所用的方法不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此外，这一批学者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才气还是非常欣赏的，尤其到了晚年他们两人对于佛学都颇有造诣。元丰七年(1084 年)，在苏轼黄州获赦之后去常州之前专门去了一次金陵和王安石见了一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苏轼与王安石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他们共同游玩了好几天，聊了很多，应和之作也留下不少。
打响亦敌亦友说第一炮的这位人物就是朱靖华。他早在1981 年的青海社会科学刊物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时候，就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敌对关系，仅仅只是同一个派别、歧见之争，是变革方法上的分别，并不对立。
接下来，刘乃昌老师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苏轼文学论集》中也认为“苏轼同王安石的关系，有牴牾，有接近，情况是较为复杂曲折的，他们在对变法改革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未由此演为互相攻击，却始终保持了友谊，并能在学术、文章上相互磨砺和推崇。”
而对于以上两位老师保持相同观点是名为《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984 年发表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 期的夏露，对苏王之间的关系，她更加推进了一步，认为王安石在王安石变法中既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挽狂澜于既倒的胆识和才华，也有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而苏轼则是深思熟虑，稳妥周全。这是说明他们两者对于改革问题处理起来的风格不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是宋代积弊的清扫者，同时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牺牲品，政治上的悲剧性质是相同的。”
到了2001 年，浙江大学的刘成国在抚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的《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中谈及苏轼与王安石关系问题，说苏轼“对于一年之前的金陵相会,诗人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淡淡的留恋、缅怀,从而使诗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漠漠的伤感与怅惘的色调。”也就是苏轼对于这一段金陵相会还是颇为留恋的，作者引用苏轼的诗作《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来说明苏轼对王安石还是有一丝哀悼情绪在里面的。
2010 年，喻世华的《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中的结论也颇具特点。他认为“苏轼、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们曾经有过的芥蒂，他们可能是知音，但绝不是朋友。”他还说，仅凭元祐三年(1088 年)十二月在奏议中对王安石的批评来证明苏轼对王安石一直怀有怨恨是不足为凭的。
最后，吉林大学的刘森同学在其2012 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里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友好关系到王安石晚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水准，文中说：“在元丰七年左右，苏轼与王安石之思想，达到二人交往纪录中的最高契合，二人之交往友来亦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非但是私交，便是政治关系二人亦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和解，故二人之友谊是真友谊，是无可怀疑的。”
综上所述，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政治改革方式上的差异之外，无论是人品，精神，个人素质涵养，艺术修为等等一些因素方面来看，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把对方视作自己的知己，终身的好友，借用周本淳老师《略论王安石苏轼友谊的基础》一文中提到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两人的友谊经得住死生的考验”。
三、总结
总之，要讨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其中既要看到他们的对立因素，也要看到他们都渴望积极推行改革的心情，因为北宋存在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国家积重难返，陷入非常被动的窘境当中，既没有钱支持国家，又要一次次的靠进贡邻国来取得暂时的和平局面。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强国，但是王安石所站的立场是国家，而苏轼所站的立场是人民，这就是这两位政治人物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笔者相信，无论是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也好，亦敌亦友说也罢，都是为了说明他们两个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同时，只有搞清楚他们两者的关系，才能找到深入研究北宋党争的钥匙，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相信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定还会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口，如在新文献的发现上，在两者已有文献的重新解读上在后期的党争之中运用逆推法来研究苏王两者的关系。笔者相信，苏王关系问题会一直是一个北宋文学苏轼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
改革开放论文 篇4
【摘要】本文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作为设计理论及实践中的经验问题，总结出当代我国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为艺术设计事业的更好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参考。而且对于艺术设计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的曲折经验作一般的陈述，总结我国的艺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艺术；设计；发展；未来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34-02
一、艺术的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将更加多的注意力加在精神文明的富足之上。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催促下，我国的艺术设计渐渐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有了质的飞跃。主要体现在艺术设计思想的解放、艺术设计理论的丰富、艺术设计理论领域的扩大、艺术设计的创新精神不断树立上。这一切的活跃表现使得我国艺术设计空前繁荣，学科的规模和规格不断提高，学生人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艺术生的水平也在不断的上升，为我国的设计事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1]。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历史非常短暂，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使得西方的艺术设计很难融入到中国，而中国的艺术设计理论也很难得到西方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因此，我国可以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大，艺术设计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着我们去探寻。总结艺术设计的过程、理论特征及其观念的认识，完善我国艺术设计体系特征，为理论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新的道路和方向正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二、新的趋势
“新的设计理想的实现首先在于对现实的反思，只有反思才能痛定思痛，调整寻求的目标”[2]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显成绩,技术与科技的创新发展使得艺术设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方方面面都已经和艺术设计融为一体，艺术设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知的需求，为了一目的时刻的服务人民大众。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舒适和便利了，但量的丰富不代表制得丰富[3]，技术是不断的提高。可是人们一味的寻求技术的提高，而忽视了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性而不是技术。个性能被这样慢慢的埋没，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艺术内涵不断的发展和传承。艺术是我们永远执着的追求，寻求艺术精神在现在设计上的体现是我们的目标。通过艺术设计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设计出现了很多急功近利的平庸之作，对于西方艺术语言的复制和模仿不断的出现，导致这种“重复”对我国的设计发展毫无意义。多数人打着“全球化”的口号对西方设计进行模仿，把自身拥有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优势抛开脑后，生硬的设计一些国际化的东西。艺术需要站在自己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上出发，发掘自身的特点与众不同之处，立于特别之处寻找个性。在全球化的大流之下占有一席之地，取决于设计者们创造源泉在自身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接受和转化设计源泉的能力。全球化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交流资源信息，在结合世界文化同时融入自身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个性因素，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这就是对的发展。21世纪的主流是绿色设计。绿色设计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全球出现的大规模污染影响已经让人类心存胆怯，对于绿色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结合的一个设计问题，让这些因素和谐结合在一起，让人考虑绿色环保的问题同时贯彻绿色体系，在生产、包装、材料和设计上都考虑到绿色环保。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为在一起生产发展的同时消耗和破坏了很多赖以身存的资源，要为设计的责任和作用考虑。摆脱掉无限制的消耗，走绿色设计体系。这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考虑，而是从设计的根源人的角度，不局限在设计形象和功能上，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和改变，改变人们之前错误的消费观念。以绿色保护环境为目标，传递正能量。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新时代的需要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贯彻这一历史革命使命，更加不能忘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本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艺术设计当中去，以独特的民族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东西变成一种特色，一直是我们的理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际竞争中磨灭掉自己的特征是不明智的，是短见的。从文化上看特色和个性是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点，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重心和文化特色会存在很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还需要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胸怀，把自身的个性较好审视，将本土和世界的东西相互结合，将达到新的提高和转变。
三、我国艺术设计的现状和弊端
我国的艺术设计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我们去摸索，我们之前从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在坚持民族性、地方性和个性的同时遵循全球化的大时代发展趋势，把独特的文化内涵资源和全球化共享资源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设计体系。与此同时计算机对于艺术设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艺术设计的发展于计算机的技术息息相关，艺术设计必须吸收其他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发展自己，从而更好的达到服务人民大众的宗旨。数字图像技术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设计技术上的革新，引发了设计思维和设计理念的改变，灵活运用电脑技术才能为艺术设计带来显著的设计效果，才能完成赋予艺术设计的使命。电脑对于艺术设计的'工具有非常的快捷和便利，给设计者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使设计者们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制作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同时电脑效果带来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科学效果，为艺术设计的创新思路提供了非常卓越的好处，这一场对于艺术设计的革命，技术与艺术的辉煌合作成果。但是就当下来说，在我们对于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窃喜的时候，弊端也渐渐的显现出来了。由于电脑给于艺术设计带来的便利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广泛性和群众性，大多人认为掌握了电脑技术就可以完成艺术设计了的错误观点。技术只是辅助设计者作图的工具。有些人过于看重利益的效果，而追求商业上的效果，艺术设计变得越来越生硬、缺乏美感或者是单调面目雷同，这就是缺乏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运用成熟的电脑技术帮助我们完成艺术设计，灵活运用艺术设计中应该拥有的视觉艺术美感和视觉艺术语言来传达设计表达的东西。电脑只是一个手段和工具，视觉艺术语言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艺术真谛而非电脑技术。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的高度，从基本的手稿就开始不断完善自己，不能从设计的开始就完全依赖电脑，笔杆才是我们设计的灵魂，我们永远是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电脑操作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国的艺术设计道路才经历了很多的时间考验，全面总结中我国的艺术设计发展现状和趋势还需要大量的参考来继续思考。我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还是一个年轻的产业。21世纪应该怎么走，在世界浪潮中走出中国风是我们年轻一代艺术设计者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携手共进，跟进时代的步伐，顺应社会需要的脚步，为中国艺术设计走向世界而共同努力[4]！
参考文献：
[1]童宜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设计的发展特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2]方李莉.新工艺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58.
[3]王君.论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新趋势[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
[4]杨天明，薛立克.浅谈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现状和趋势[J].美术大观，2007.
改革开放论文 篇5
1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回顾
始于 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走过了 35 个年头。过去的 35 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着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显着改善的 35 年，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建设取得非常显着成就的 35 年。在这辉煌的 35 年里，我国城镇人口由 1978 年的 1.73 亿人迅速增加到2013 年的 7.31 亿人，年平均增长 4.2%,城市化水平由 17.92%提高到 53.73%,年平均增长 0.97 个百分点；城市个数由 190 个增加到 2012 年的 658 个，平均每年增加 14 个；建制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 2 176个增加到 2012 年的 1.98 万个，平均每年增加 520多个。
图 1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的变化。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城镇化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该阶段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镇化发展。其特点是原有城市的吸纳和新建城市的转化速度都比较高，恢复性的先进城后城建的发展模式占主导地位，由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老城市发展比较缓慢，新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小城市快速发展占主导地位。1978-1992 年，城镇化总体水平从 18.96%提高到 27.46%,年均提高 0.68 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之前 29 年城镇化速度（年均提高 0.25 个百分点）的 2.72 倍和世界同期城镇化速度的 2 倍（年均提高 0.34 个百分点）[1].
城镇化成长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该阶段城镇化全面推进，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8 年 10 月，中央第一次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而不再是“小城镇、大问题”;2000 年的“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将城市化提到战略高度；2002 年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见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跳脱出起步阶段限制大城市发展的路径。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历史性地突破 50%,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城市型国家行列。1995-2014 年间，城市化率由29.04%提高到 54.77%,年均提高 0.9 个百分点。
2 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
2.1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的 30 多年的时间里。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前的 29 年时间内，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7.28 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之后的 35 年时间内，提高了 35.81 个百分点，是前一阶段的 3 倍多，每年平均提高 1 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人口资料数据，1980-199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4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7 个百分点；1990-2000 年的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了 3.4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9.4 个百分点；2000-2010 年的最近 10 年中，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4.9 个百分点，中国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 35 年中，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0.97%,远快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历年平均 0.4%的增长速度，见表 1.
2.2 城市布局日趋完善
目前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体系基本形成，初步形成了“655+20 000（城市和建制镇）”的框架体系。城镇集群也在逐步形成，已初步形成 4 个成熟的城镇群和 11 个半成熟的城镇群的格局（表 2）。从宏观空间看，我国城镇“大分散、小集中”空间格局正在形成，表现为与我国地理环境资源基本相协调的东密、中散、西稀的总体态势。从微观看，城市内部空间，中心城区、近郊区以及远郊县的城镇空间结构层次日益显现[2].随着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分散、小集中”的城镇空间布局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2.3 城镇建设成效明显
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显着提高。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1981 年的 7 438km2扩展到 2012 年的 45 565.8km2,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 1978 年的 6.7m2增加到 2012 年的 32.9m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343.4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4 565 元，历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67%,恩格尔系数由 57.5 下降到 2012 年的 36.2,城市用水普及率由 53.7%提高到 2012 年的 97.2%,城市燃气普及率由 11.6%提高到 2012 年的 93.2%,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 1.5m2增加到 2012 年的12.3m2.城市化发展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拉动了国家经济增长，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为国民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促进了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推动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我国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过去 30 多年，虽然我国城市化发展比较快，每年上千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且目前城市化率已超过 50%,但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仅为 35%左右，同时这种传统城市化发展在引领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及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目前，我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正面临着以下难题和挑战。
3.1 各省（市、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天然的地理优势，获得了率先对外开放的政策红利，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率先成立，一批沿海、沿江城市陆续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港澳台资企业的涌入，并迅速启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也快速推进，吸引了本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大量内地劳动力的流入。2012 年，上海成为我国城市规模最大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城镇总人口为 2 137 万人，城镇化率为 89.3%;北京仅次于上海，城镇化率为 86.2%,天津为 81.55%,排名第三。其他省份中，城镇化率较高的有广东为 67.4%,辽宁为 65.7%,全国城镇化最低的为西藏和贵州，分别为 22.7%和 36.4%.总之，我国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明显，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态势。
3.2 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通常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因此他们应该是协调并进的。判断城镇化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的比较，也可以通过城镇化与非农化水平进行比较，还可以进行国际比较[3].从 1950 年到 2008 年，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也即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2009 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但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因此，能够综合反映第二、第三产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从产值比率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产业产值比率。从非农产业就业比率来看，城镇化水平也明显滞后于非农化率。
3.3 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
我国城市等级与行政级别挂钩，共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四个类别。行政级别越高，城市等级越高，从上级政府的角度会给予较多的关注与投资倾斜，而较少考虑城市本身发展的潜力与实力，使得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可能会因为行政级别低而受到制约[4].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一些城镇规模已经达到中等城市水平，但是从行政级别上却还是一个镇的建制。如东莞市的虎门镇和长安镇，其经济规模和人口已达到中等城市的水平，但却还是一个镇，导致它的财政、市政规划和管理不能享有城市权限，这被学者形象地称为“小马拉大车”.还有一些城市在经济上已经有趋于一体的趋势，但是在行政管辖上却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体，不能从行政上成为一体，难以有效整合与利用资源，从而造成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甚至以邻为壑。刚性的行政体制与快速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并逐步开始出现制约城市发展的弊病。
3.4 粗放型发展模式较突出
随着经济、社会及城市的发展，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城市垃圾量越来越大，清洁水源和污水处理任务非常艰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短板。土地资源有限，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率不高，发展空间不足，环境容量有限，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不断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和环境成本缺乏内生化的长效机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树立精明增长理念，走紧凑型城市发展道路，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3.5 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改变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长期保持在 2.5 以上，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我国区域差距的主要方面。城乡在收入水平、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差距比较大。城乡之间明显的二元结构及差异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和挖掘。目前，2 亿多进城农民工尚未真正成为市民，他们的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呈现出人口的不完全城市化或虚假城市化现象。未来 20 年，我国还有约 4 亿农民将转变为市民，如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市公共服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5].
3.6 城市管理水平严重滞后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城市管理体制不完善，城市管理水平还不够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功能、产业服务功能和高端要素集聚功能与城市化发展速度相比有不少差距。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区服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等还需进一步提升，城市软环境有待继续优化。
4 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未来展望
城镇化的发展正在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几十年，我国城市化仍将处于高速发展中，将有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的乡村劳动 力 转 移 到 城镇。如何从低生产力水平转向高生产力水平，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迫切需要从传统城市化道路向新型城镇化道路转型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
一是大力促进东中西部城镇化协调发展，选择一些发展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的区域作为区域性城镇中心；二是加强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形态的城市体系，强化城市群内城际轨道的规划和建设，实施大范围分散，小范围集聚的城镇化布局；三是着力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四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五是同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六是加快土地确权登记和土地流转，深化户籍制度等配套改革。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2]刘勇.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演进轨迹和操作取向[J].改革,2012,(9):18-30.
[3]蔡秀玲.中国城镇化历程、成就与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参考,2011,(63):28-37.
[4]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J].东南学术,2004,(4):23-29.
[5]石忆邵.中国城市化发展态势分析与制度创新[J].城市规划学刊,2011,(5):31-36.
改革开放论文 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叫卖文化随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发生变化。
叫卖形式从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业广告，叫卖的传播渠道也从纯粹的吆喝到如今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进行宣传；叫卖内涵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发展迅猛，商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场、百货的叫卖各式各样，叫卖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一、叫卖文化的内涵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 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二、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插进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三、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商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四、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叫卖文化对商业发展的影响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五、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未来走向预测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代理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叫卖声中说变化》,
[3]《叫卖:逐渐远去的声音文化》,
[4]《中国广告正尝试转变 从叫卖式到人文式广告》,
改革开放论文 篇7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形势很好，城市正处于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之中，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提出了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握好规划原则，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来说是问题与成绩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寻求解决对策，使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 城市规划 建筑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管理工作日益得到重视。实现城市化、构建和谐社会则必须加强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城市政府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管理现状和问题，并浅谈相应的对策，提供部分个人意见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优化城市管理环境。
1 城市规划面临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机械的目标管理和计划控制的方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城市建设也逐步由以前的政府投资行为，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的多元投资行为。城市的开发建设表现为多种经济法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体制无论在自身机构、管理机制、还是规划方法等方面都难以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关系。
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价值认识不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城市建设资金短缺;二是传统的规划管理强调的是计划性和强制性，若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则投资商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容易影响投资商的积极性，若规划执法不严又容易产生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城市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目前我们低规格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有的城市还没有独立的城市规划管理机构)，难以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协调经济法人与公众利益关系的职能;四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以土地利用控制为核心的一种静态的物质规划，规划缺乏实施可行性论证和评估，造成了规划的目标过于僵化，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从而造成大面积的违法建设;五是传统城市规划关注的是既定规划蓝图的实现，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调控功能，容易引起土地的投机活动;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商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往往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作为城市整体利益的代表，城市规划部门难以对这类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调控，使得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
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机制还难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多种经济法人之间以及多种经济法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2 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
建筑是组成城市的基本细胞，精制而富有特色的建筑最能展示城市的艺术性。建筑广义概念包括单体建筑物及桥梁、堤坝、高架快速路、电视塔等构筑物，是对城市形体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城市规划的内容也能够细微到桌椅、灯具甚至标志物，是与建筑管理仍有质的区别。城市规划对城市是从整体形象把握，即使具体到任何细小局部时，设计师依然将每个细部作为城市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设计，而建筑管理只是关心在特定空间的某一建筑，却很少关心它的邻居，缺乏对城市空间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这就存在一个协调上的问题。城市规划以城市和建筑群体空间环境作为主要对象，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则在于整体环境的和谐、优美，不仅仅是单纯的建筑单体设计。沙里宁(E.Saarinen)在《论城市》中提出城市体形环境设计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相互协调的原则。”他继承了C。西特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中总结中世纪欧洲城市建设艺术中强调的“互协调要素”，并加以发展，指出自然界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是相互协调的，因此，在人类建设新城也应该遵守这条原则。在沙里宁的实践中，把建筑管理、户外空间以及园林绿化等融为一炉，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整体。
而我们的城市，最缺的就是关系，建筑与环境之间没有关系，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没有关系。单独看，有些还不错，放在一起就是乱七八糟。我认为这不是单纯建筑的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建筑管理相协调的问题。城市规划并不直接设计建筑，但是却对其区位、布局、功能、形态，包括体量、色彩、质地及风格等提出合理的控制与引导要求。要实现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的协调，那么建筑实体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关键不在于一楼一房本身的优劣，而是建筑体和构筑物的群体效应，如对城市天际线的影响。组织建筑群体时，既要考虑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历史文脉，也要考虑其环境文脉。古、旧建筑能够反映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要尽力予以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
3 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和谐发展
城市建设既是提升地方形象、实现和谐人居的现实需要，又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建议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注重把握以下几点：
3.1规划与建设相统一
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建设，以高起点规划提升城市品位，准确把握城市定位，把产业发展纳入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依托当地城市特色产业的支撑，促进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通过专业市场、现代物流和科技创新服务，构筑共建共享的城市平台，放大产业的集群效应、联动效应和辐射效应。
对重要规划建设项目，通过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举行听证、动态巡查和跟踪监管等，增加透明度和认知度，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城市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规划，坚持建一项工程，创一个精品，出一个亮点。
3.2新城与老城相融合
在推进城南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快城北片区拆迁改造进程。在改造新建时留足公共用地，增加绿地面积和健身场所，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造一块，提升一块，切实改善老城区的人居环境。
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改造，应注重建筑风格、人文特色、水绿风情的有机融合。严禁乱搭乱建，加大违章建筑拆除力度，降低拆迁的难度和成本，推进城市和谐有序发展。
3.3局部与整体相协调
沿街建筑应适当退让，高低楼应注意协调，建筑群不宜过密，留足绿地空间。尤其是沿街南侧的高层建筑不宜过高过密，应考虑过渡空间和采光空间，以提高城市的通透性。
更多地引进综合实力强、开发水准高的大型开发公司，建设规模较大、功能较全的小区，力求达到开发一个小区、建设一片新城。同时对原有老小区整合改造，逐步解决小区碎片化问题。街道、片区的建筑风格、建筑样式、建筑色彩要相对协调，一街一景、一路一品，打造各具特色的商业街、文化街、美食街。
3.4地上与地下相配套
根据地面道路和建筑物布局及其功能，超前编制地下管网详规，统一建设地下给排水、供气系统和管线网络，解决地上与地下不够配套问题。
供电、电信、广电、移动通讯等部门应加强合作，尽量实行一管多用，使地下管网一次铺设到位。对地下管网建设滞后的地段，要统筹协调，同步施工，避免地面“一破再破”、反复修补。
加强城市消防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消防网络，特别应重视高层建筑的消防，确保城市消防安全。在地面增设车库和停车场的同时，加大地下和空中停车场规划建设力度，力求更多车辆进场入库、有序停放，以缓解停车难问题。
3.5软件与硬件相兼顾
大力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社区文化网络，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淮杂“非遗”品牌，打造淮杂传承基地，进一步放大淮杂特色文化效应。
4 结束语
总之，我们在城市的规划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规划城市，以务实的作风建设城市，以人性化的措施管理城市，就一定能建设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和谐、美好城市。
参考文献
[1]孙启广,浅谈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建设,2009年第8期.
[2]刘伟,浅谈现代城市规划的新思路[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9年第1期.
[3]庞春雨,对现行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若干思考[J],学术交流,2008年第8期.
改革开放论文 篇8
投身改革开放事业
考察人员作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见到国外的发展现状之后，既备感压力又干劲十足，成为最早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拓荒者。从中央层面来看，邓小平无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直接参与改革开放决策的具体过程，为改革开放指明方向，而且还几次前往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考察。在会见外国友人时，他多次公开强调中国正在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积极为改革开放政策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出国考察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出国考察官员的观念。改革开放后曾分管中国对外开放工作10年之久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后来回忆，在1978年的西欧五国考察中，他和许多省、部、委领导人一样，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实感。他们回国后，在中央作的几次报告，起到了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关键作用。他本人也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敲定了改革開放后中国的第一笔外国贷款，多次赴广东、福建调研，负责经济特区建设工作，是中央领导人中改革开放政策最早、最坚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之一。
除中央领导人外，率先走出国门的人员中也有许多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后来他们成为各地各行各业力推改革的主力军。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全国回忆，当时广东省的经济面临种种困难，“这趟西欧之行让人大开思路，也大受震动，对冲破旧体制，发展广东经济带来有益的启示”。开放搞活成了王全国为广东发展提出的良策。凭借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及对广东实际条件的把握，王全国及习仲勋等人带领广东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杀出一条血路办特区”的改革佳话。同批出去的还有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回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的杨波，这次出访带给他的，“是那种开放的观念在轻工领域的充分实践。这种实践确立了其在轻工部三个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行业(家电、塑料和服装)从无到有的领导地位，而他本人凭借敢为天下先的无限勇气，从自己的穿着倡导着轻工部的开放之风”，践行着改革理念。改革开放初期，像王全国、杨波这样，将考察经验付诸实践的考察人员成为在全国各处推动改革开放的先锋。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出国考察，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聚集了重要的领导力资源。
改革开放论文 篇9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绘蓝图，春风春雨吟诗篇!”
作为一代青年人，我一直坚信改革是春风，开放是春雨，改革开放是百折不挠向上的生机，是沉郁历史之下并发出的新芽。
历史将永远铭记，公元1978年，一股伟大春风在中华大地吹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股思想春雨飒飒的号召下，我们这一代人前赴后继地踏上了一条崭新的征程。这段征程有一个响亮并深具意义，且前所未有的名字——改革开放的道路。
弹指间，改革开放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四十年。这是中华儿女们挽起胳膊，撸起袖子，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奋力搏击的整整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多少人在慢慢变老，在细数中发现皱纹又多了一条。
今天，我们抹去汗水，擦干眼泪，一起坐坐吧，坐下来回首我们祖先的往事。
今天，我们热烈拥抱，开怀畅饮，一起聚聚吧，聚拢来回首我们父辈的往事。
我们祖先的往事，闭关锁国是主流、贫穷积弱是主流、彷徨虚妄是主流。
我们父辈的往事，打开枷锁是主流、解放思想是主流，寻找新生活是主流。
新的主流终于如期来到了我们身上，并赋予了我们新的责任新的内涵。我们的往事始于伟大的1978年。那一年我们的翅膀一字排开，展翅高飞。那一年我们的主流思想是中西交融，互为促进，赢得生机。那一年，我们挺起腰板相信开拓、相信创新、相信艰苦奋斗，我们把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邪念抛弃于十万八千里之外，凝心极力往前走!
这四十年里，我们的农村添新貌、城市展活力，深海可驰骋，苍穹任遨游，还有我们的胆大包天的探测器竟跑到月宫把嫦娥仙子亲吻了一次。这一切都是我们祖先不可思议的怪事，是我们把它变得平常了。我们的祖先一定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后人，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
这四十年里，我们用实践证明了一个伟大的道理，思想一定要开放一些，步子一定要迈得大一些。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实践，为真理奋斗了不平凡的四十年。
我们的往事就发生在这四十年里，每一个故事都精彩，每一个人都传奇。
今天，我们站在山顶看中国，万物争春。今天，我们扬帆于波涛，百舸争流。今天，我们安静一会儿，一首《春天的故事》在耳边响起，凝结了多少行热泪，多少个喜极而泣。
春天啊!改革开放的春天，春风拂大地，春雨生新芽。
朋友们，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要向改革开放的第一拨前进者至于崇高的敬意。朋友们，居安当思危，我们要以第一批改革开放者为镜子，时刻正好自己的衣冠。不在盛世繁华中懈怠自己，是责任。不再灯红酒绿中迷失自己，是担当。
回望历史，步履承重。展望未来，道路遥远。即使我们老了，住上拐棍了，也要搬把椅子坐在门前给我们的下一代唠叨唠叨这四十年千锤百炼，披荆斩棘的故事，讲述我们在火热中逝去的青春年华，要无比深情地讲述我们的拼搏岁月，要语调平静得像头顶的蓝天一样蔚蓝而辽阔。
这时候，我想起了可爱的绿皮火车，突然呼啸一声，它变成了一颗子弹头，那是改革开放的子弹头，她的远方一定是一望无垠的开阔地带，一定令人神往……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改革开放论文 篇10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并引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分工体系的深刻变化。如何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4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成就，明晰未来产业发展航向，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历史进程和成就进行解读。如，黄群慧(2018)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把40年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78-1993 年)，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2013年之后)。王岳平(2018)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业结构“拨乱反正”阶段;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以消费升级驱动的轻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变的轨道;三是21世纪头10年以投资主导的重化工化阶段;四是2013年以来以追求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高加工度化与服务化阶段。这里试图从驱动力的角度进行划分，重点分析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及阶段特征。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是一个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2001-2012 年)，是一个以扩大开放为标志释放开放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2013年以后)，是一个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释放创新红利的产业发展新时代。
(一)1978-2000年：以加快改革为主要动力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惊雷在安徽小岗村拉开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总基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逐步放开搞活、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并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鼓励“杀出一条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确立。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培育的要求，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阶段，长期以来束缚我国产业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极大扫除，全社会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快速跃升，从1978年367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10万亿元，跨越了两个数量级。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从1978 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 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现出快速工业化的特征。分行业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红利效应，农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显著，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 倍，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也比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间，1982 年达到最高点，占GDP的32.8%。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占比才逐渐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约为1982年的一半。工业占比稳中有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总体上矫正了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形成了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驱动的纺织、缝纫、服装、食品等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50%，并一直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2000年。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连锁经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超过9个百分点。
从产业体系看，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 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并保持快速增长，在轻工业领域拥有一批量大面广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突出，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快速壮大，并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拥抱全球大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准备。
(二)2001-2012年：以扩大开放为主要动力阶段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实上，在2000年中国就已将“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场分享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价比、门类齐全和规模化生产等优势才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多种产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产品为口径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并保持长期顺差，2005年就已超过2000亿美元，并加速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值得一提的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于2001年在多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现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并连续多年刷新成交记录的大型购物促销狂欢日“双11”正好是同一天，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0万亿元级的平台上继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10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接近54万亿元， 增长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实现新的跨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和重要引擎，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 年继续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16.4:50.2:33.8优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明显，累计提高接近11个百分点， 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6.2和4.9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稳定器。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重化工化特征，特别是居民消费升级进入新阶段，城镇居民需求由过去的以吃穿用为主转向汽车、住宅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带来产业结构重化工业转型。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贸易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11%(刘伟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达到1310亿美元。
从产业体系看，得益于扩大开放的红利，中国经济的外向度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6.7%，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的总和。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在500多种工业品种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际刚， 2 0 15)。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关联不断增强，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2013年至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全面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5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着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四个对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2016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发展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突破82万亿元大关， 并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约为美国的66%左右， 但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0%以上的高速区间下降到6%— 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 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产业结构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并成功地实现了“两级跳”，一是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增加值跃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2—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分别快于GDP增速0.7个、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个、工业增加值增速1.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13年的9.3:44.0：46.7调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务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新依托。
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 “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断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创新创业活力强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盛朝迅， 2018)。根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128个经济体中名列第17位，成为第一个跻身全球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继2010年超过德国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从创新产出看，我国发表SCI论文数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受理数连续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经验启示
40年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变化，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在世界产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好两个作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场充分互动的结果，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瓶颈制约， 聚焦产权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四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何立峰，2018)。
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放合作是我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开放遵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放路径，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最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扩大先进技术、理念、人才、经营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应”，并把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开放领域从制造业逐步向农业、服务业延伸，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新态势。我国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 相结合，在提高“引进来”质量的同时，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不断创新对外合作内容和方式，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技术、服务输出转变，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向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随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科技研发投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和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未来方向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新动能规模较小，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重道远，主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一是坚持“一条主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财税、金融、投融资、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抓好重点领域去产能，统筹做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各项工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 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
二是面向“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要坚持产业为民，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优势， 牢牢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全球高水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搭建与世界深化开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完善走出去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加快“三大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阶段变化， 调整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要系统推进先进制造、垄断行业、流通等领域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数字信息、高端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以高生产率行业替代低生产率行业， 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行业效率提升。要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激发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深入推动流通革命，加强智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互联网+流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实提高流通效率。通过质量变革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形成“中国品牌”，获取更大的市场规模和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重大转变。通过效率变革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推动我国产业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动力变革着力将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 转变。
四是促进“四个协同”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改革现有科技体系，真正释放科研人员活力， 提高企业科研决策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介用深度合作、军民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着力攻克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关乎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继续开放创新，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国际领先企业，获得知识与技术的溢出。要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厚植创新沃土， 重点加强企业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协同。同时，通过重塑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教育体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性，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改革开放论文 篇11
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却从许许多多长辈们的陈述中慢慢的在体会了这句话，直到长大后，读了中国近代史，看到了众多历史书籍中的真实画面，才知道什么叫历史，才知道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伟大的组织。才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已经迎来九十华诞!重温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不朽的功勋。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细读中国共产党党史，我深感当今稳定而繁荣的社会局面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好新中国!
通过党史的学习，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知识，我觉得了解党和军队的发展史是自身素质的一种积累，更是时代的所迫。下面就谈谈我的一点学习感受和改变。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愧疚。现在的我们，充分享受着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爱与呵护，然而对于我们国家的政党与军队的建立、成长、发展、壮大直到而今的辉煌，从来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如今看似平淡甚至有些无聊的日常生活，是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得以实现的。回想起我以前抱怨学习生活的情景，感觉非常愧疚那些为了我们自由与幸福的先烈们，如果我们再不好好工作，该如何面对他们。
通过学习我们党的光辉历程，重温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不朽的功勋。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名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时时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一个优秀的党员，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奉献比别人多一点。我们讲奉献，是指为了党的事业、集体利益，不计报酬，不在乎金钱、地位和荣誉，发自内心地去为社会和他人做一些事。谁能真正做到奉献比别人多一点，谁就能得到大家的承认和肯定，他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改革开放论文 篇12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图为邓小平抵达东京时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多年坚持的“苏联模式”弊端已尽显无遗，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为摆脱发展困境，1976—1978年间，我国先后向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等国派出多批考察团，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出国访问。可以说，此时大批官员的出国考察，对中央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
出国考察开启改革开放的先声
“”十年内乱期间，受极左思潮的错误影响，我国与外界的联系断断续续。在外交往来中，以国外代表团或外国领导人来访居多，我国领导人很少出访，国际上对此颇有微词。“”结束后，中国与外国的外交互访情形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人民日报》报道，1976年中国高级代表团出访和国外代表团来访共计43次，其中罗马尼亚、孟加拉国等外国代表团或领导人来访31次，中国代表团出访朝鲜、伊朗等国12次，其中9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中国派出多批考察团进行频繁的出访活动，有三重效用：一是释疑，即阐释中国的发展政策，释放友好开放的信号;二是试探，即了解各国发展的现状，探明其对华态度;三是考察，既考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现状，同时也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取其精华。三项中最重要的是考察，希望通过考察而学以致用。
释疑：高层频繁出访打开外交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为较快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央安排主要领导人分批分期出访各国，访问中必不可少的是经济考察，因而此阶段的高层出访也是最早的出国考察活动之一。一方面向国外展现了我国稳定的政局，另一方面又释放出我国决心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信号，使各国放心同我国合作。据统计，从1977年7月1日至1978年6月30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共出访245次，其中中央领导人出访30次，部委办出访135次，经贸专题出访80次。
中央领导人的高频出访，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同世界各大洲多国的关系，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从1977年到1978年初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及柬埔寨等4个国家，加深了我国同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乌兰夫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委员长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向大洋洲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传递了友好信息。我国还首次向西欧国家派出了高级别考察团，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20多位中央部委和主政地方的高级别官员组成的考察团，考察法国、联邦德国等西欧的五个资本主义国家，其规模、级别和影响都达到了空前高度，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次重要考察活动。
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等也出访多国，在国际上备受瞩目，反响强烈。华国锋1978年8月的南斯拉夫之行，不仅彻底破除了两国关系的坚冰，在国外的见闻也使得他加紧敦促国内：“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國际条件，吸收外来资金、外来技术。‘中外国看到中国很乱，不敢在资金上、技术上支持我们。”为了促进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他还鼓励各省、市委书记出国考察，学习发展经验。邓小平是最早提倡出国考察、学习外国经验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大力倡导派人出去考察，还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1978年10月到11月，他先后访问了几个亚洲国家。其中，日本和新加坡远高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对邓小平触动很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
国外媒体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也解读出了中国复兴经济的信号。日本一家报纸说：“(中国)外交也是本着重新整顿国内政策，特别是复兴经济的原则，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大与外国的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考察团也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略窥一二。可以说，这两年的出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还债”之旅，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试探：国外各方的态度奠定开放基础
“”结束之初，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闭关锁国”、批判“洋奴哲学”的惯有印象中，中国派出一系列考察团以后，既向世界传递出友好开放的信号，也渐渐打破了外界对我国的成见。
中国考察团的考察活动首先引起日本、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密切关注，一些外媒纷纷报道。1977年夏，刚得知中国决定当年秋天派出以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为团长的钢铁代表团访日，日本的一家主流媒体就以《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官》为题提前进行了报道，分析考察团出访的重要象征意义，指出“进行技术选择的工作将借派遣该考察团正式开始，所以说考察团是个信号”。与日本高度重视我国的考察活动相似，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也有所好转。当然，这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不无关系。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就坦言：“欧洲领导人已经更加愿意耐心地听取中国人的意见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想方设法寻求技术而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工业在急切寻找新的销路时发生的。”由此可见，中国考察团出国考察释放出的发展经济的信号，与资本主义国家寻找新市场的急切愿望不谋而合，各国逐步消除了对我国的芥蒂。
考察团所到之处，被热情友好的气氛以及高规格的礼遇包围，受到了西方国家空前的欢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率团考察西欧五国时受到的礼遇。这些国家除红毯迎宾外，国家元首或亲自到机场迎接，或在皇宫设宴款待代表团。谷牧回忆说：“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一位随团赴西德考察的成员回忆：为了展现诚意，“我们到了他们的研究所，凡是给我们参观的，都允许我们看、抄写、照相，甚至送给图纸，极力想同我们拉关系”。这些国家的友好态度及主动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让中央领导及其他考察人员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有利外部环境。
考察：考察观感促进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
追赶他国的前提是了解他国，考察是开阔视野的渠道之一。在多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后，我国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固有的消极评价，而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也一度保守封闭。因此，全面地了解国外现状成了当时的首要任务。
考察活动主动迈出了解西方国家的第一步。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之高、社会保障之好，给考察团成员以极大触动。法国马赛的一个钢铁厂，年产量比武汉钢铁厂多50万吨，实现了全部自动化。该厂职工仅有7000人，而武汉钢铁厂的职工多达6.7万人，可见其自动化程度之高。考察人员看到国外在钢铁、电力、制造业等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和自动化程度，不禁感慨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可能有20年之多。此外，西方国家工人的生活保障远超国内，普通工人收入是国内的几十倍，生活物资丰富，家用电器已经相当普遍，吃、穿、住、用、行都有良好保障，甚至还有社会福利待遇。考察过西欧的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回国后说：“按照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说，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有新技术也不采用。(现在)看来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他们不是不采用新技术，而是拼命采用。”这些观感，极大地唤醒了考察人员对发展国内科技的紧迫感。
除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国内关注的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实行改革，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由于我国受苏联的影响，长期质疑东欧国家改革的性质，认为其改革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带着质疑和审视的态度，1977年5月和1978年3月，中央分别派出以赛福鼎副委员长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和以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考察，“重点围绕党的领导、所有制、分配制度及计划经济考察，判断其社会性质”。他们不仅看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人民生活富裕、生产发达的现状，更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只有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的认识，经过深入分析，认为南斯拉夫的独特道路，“是马列主义与南斯拉夫实际的结合，而且确实给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经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条道路”。从此，实行改革成为强烈呼声，一系列改革方案开始竞相酝酿提出。
出国考察为改革开放道路探索提供思路
1978年前后，派遣人员出国考察的初衷是为中国发展探路，寻求良方。考察帮助我国认清国情及世界形势，也涌现出大量的认识和建议。这些观感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学习外国经验以及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中第一项是改革的立足点，第二项是改革的方法来源，第三项是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这三者的提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初的思路。
立足点：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透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分析，考察团在对其繁荣的经济社会发出赞叹的同时，也看到了其深刻的危机矛盾，因此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绝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是考察不言自明的底线。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考察人员认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障。1978年5～6月，中国经济代表团参观了英国、法国的60多家企业后表示，“他们能用二十年的时间使生产力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中间还有几次经济危机，有七八年时间是停滞不前的)，我们就更有条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有优越的制度，有正确的路线。我们的人民觉悟高，能吃大苦耐大劳”。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究竟从哪里来?一方面，正如考察归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总结的那样：“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不出来，就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局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合理的计划与经济安排工作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可以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一味地降低成本，恶性竞争，导致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地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与之不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就让考察人员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旺盛生命力。例如，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之下，实行市场经济调节和“五层协调”社会计划的结合，废除了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罗马尼亚则保持着集中管理生产的体制，贯彻按劳分配，全国实行统一计划。尽管两国实行不同的经济管理形式，但都实行计划经济，保证了他们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以比较高速度向前发展。事实证明，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出发点，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方法来源：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是派遣考察团出国的初衷之一，也自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政策的来源。综观东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两条经验呼声最高，即一方面要大力实施引进，另一方面要重点推进科学研究，前者是我国迅速发展的捷径，后者是我国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保障。
1978年我国派出的几个高级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报。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以谷牧为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在向中央领导当面报告时指出，无论是战后的日本、西欧，还是六七十年代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稳定的政局和相对和平的国内外环境，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力行改革，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捷径。中央领导人很受震撼，表示应下决心学习外国经验，引进设备、技术、资金，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步伐。华国锋指出：“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小平也指出：“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能错过，胆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中央领导人的表态，为引进工作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同时，考察团指出，重视科学技术研究，促进生产发展，是国外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考察人员看到，日本人“把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称为经济‘高度成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英国制造工业中，政府对科研的投资比例很高，例如“一九七六年的研究费用为十三亿四千万英镑，占制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点六。研究费用中，政府资助占百分之三十”。即使是一些私人企业，研究费用也往往超过生产总值的10%，这与我国国内过去10年间科研项目处于凋零的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考察团向中央提出应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学习各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做法，重视人才培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创新动力和人才资源保障。
改革开放论文 篇13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已经开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条伟大复兴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追忆先烈浴血奋战的过往，追忆革命群众的无私奉献，追忆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的每个个体，他们都是坚持着正确的政治道路，把党的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坚持正确方向，指明前进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答了许多前人所未解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谋划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走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瞩目成绩和巨大进步，综合国力稳步增长，为世界经济政治文明也作出重要贡献。
理论深入人心，凝心聚力有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日益多样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如要把握好复杂多变形式下的理论宣传工作，就必须改进宣传报道，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播力、影响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识，把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的信仰，把党的奋斗目标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追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精神，使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科学的制度保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引领，全体人民将一起拼搏、一起前进，人民就是社会主义主人翁，人民有了前进方向、奋斗目标，这就是国家发展有了奠基石。
改革开放论文 篇14
总书记曾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奋斗者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默默奋斗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净化思想、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发扬无私奉献精神，有勇气敢担当，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条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梦想的伟大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神州大地处处都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火热场景，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时不我待的决心，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获得了许多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生逢伟大新时代，更要继续奋斗，不忘初心，不负使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更加接近，我们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实践告诉我们，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程中，新时代的我们肩负新使命，成就新作为，定将在奋斗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我因我的工作能服务群众而感到骄傲，人生因奋斗才有意义，积极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力做新时代的不懈奋斗者。习主席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要用青春优势，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矢志不渝的决心投入到新时代的奋斗当中，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改革开放论文 篇15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征日趋明显，市场在社会资源调配中的地位也随之日渐增强，整个社会经济活力空前高涨，工业体系完备且创新能力十足，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各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最接近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
但中国改革开改的推进，是在借鉴与总结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渐进模式，无论是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良性发展提供经验参考，还是为总结和传播中国经验做有益总结，均需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进行纵向探究，从其演进过程中寻求规律。
一、社会经济生态概述
社会经济生态是依照仿生学原理来发展社会经济体系的良性运作模式，与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自然禀赋、地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执政能力等诸多宏观因素相关，也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等微观因素相通。
具体而言，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形成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态而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对外开放程度这四个因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探讨也从这四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展开。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演化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面貌总述
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无非在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继启又相互包含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近40年来，无论是从对外开放还是对内改革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稳健度有了大幅提升。
从对外开放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将中国生产纳入世界生产体系中来，打破了原经济系统低水平循环的状态，带来了发展之初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给后继环节的高水平运转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原始动力---外贸驱动。
从对内改革角度来看，一切改革皆源于对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
改革开放初，面临的问题是生产没动力、分配没差距、交换没市场、消费没能力。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高效的交换平台和经济运行机制，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流通和配置效率;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适时有效调控经济，避免市场失灵的发生，让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得以维持。
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开始下降。所以，在内外部压力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这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态的最新样态。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duanju/fwmb/8429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