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市场歧视的理论视角，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借助扩展的Mincer方程评估了生育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能力和家庭因素之后，生育对女性教育回报率仍然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大。此外，文章进一步探讨生育对女性教育回报率影响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生育对低学历女性的教育回报率负面影响更显著，对高学历女性的教育回报率负面影响不显著；相比于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工作的女性，生育对在企业工作的女性教育回报率的负面影响更显著。研究认为，随着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减少市场歧视，并针对不同女性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生育配套政策，在促进性别就业平等的同时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引言 2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2
（一）研究背景 2
（二）研究意义 3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 3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3
1.职业发展 3
2.市场歧视 3
（二）国内外关于女性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4
（三）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理论视角 4
（四）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具体表现 5
1.生育与职业准入 5
2.生育与职业稳定性 5
3.生育与职业晋升 5
4.生育与工资收入 5
（五）文献综述总结 5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6
（一）研究思路 6
（二）数据来源 6
（三）主要变量 6
四、实证分析模型 7
（一）女性相对收入变化及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异 7
（二）子女数量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7
（三）生育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 8
五、实证结果分析 8
（一）女性相对收入变化及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异 8
（二）子女数量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10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三）生育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 13
六、研究结论和思考 16
（一）研究结论 16
（二）国外经验和政策启示 16
（三）研究不足和展望 16
致谢 17
参考文献 18
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基于市场歧视的视角
引言
引言
近年来，中国性别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从高等专科在校生性别分布来看，1999年高校女生比重为39.7%，2009年高校女生比例首次超过男生达50.48%，2016年女生比重达52.53%。随着女性相对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女性在市场中工资收入也显著提高，性别工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缩小，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了新的调整——开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随着女性可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女性因生育所受的市场歧视更加突出。市场歧视直接影响已育女性的工资收入，并导致教育回报率差异，可能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市场歧视的理论视角，分析生育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以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有助于能够更好地了解生育对女性市场表现的影响程度，同时也为理解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降低劳动力市场歧视和降低女性“生育代价”的政策组合，既有利于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同时有助于提升女性生育意愿，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国内外研究综述，包括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理论视角以及生育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具体表现，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总结，探究可能创新的研究视角。第三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以及对研究涉及的相关变量的处理。将实证分析分为评估女性相对收入水平变化、讨论子女数量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别三部分，并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借助stata13和相应的计量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性别教育回报率差异验证市场歧视的存在，通过分析生育子女数量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验证“生育代价”的存在，讨论“生育代价”在不同群体间存在的差异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和思考，总结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并结合研究结论和国外经验启示探索降低劳动力市场歧视和降低女性“生育代价”的政策组合。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表现为女性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有良好的市场表现。但女性始终承担着人口再生产责任，工作家庭冲突以及女性因生育行为而受到的市场歧视使得生育成为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提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是继1979年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推行“单独两孩”政策后，人口政策的再次调整。随着女性可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生育政策变化是否对女性市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负面影响可能会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张川川，2011、谢宇，2014）[1][2]。家庭经济学认为，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已育女性自愿选择的结果。受家庭内部分工的影响，女性在生育后对家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远高于劳动力市场投入，阻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事实上，除了女性自愿选择，市场歧视也是影响已育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已育女性再就业会面临来自雇主的“统计性歧视”，雇主往往根据过去的雇佣经验对母亲群体做出“工作效率低”、“职业中断频繁”等负面评价，并将这种负面评价作为对已育女性未来工作表现的有效预测，从而支付比同效率未育女性更低的工资。另一方面，根据Becker（1985）的歧视模型，已育女性在工作中还会遭受来自其他雇员的歧视。在技术更新快的行业中，雇员歧视尤为突出，雇主会因为其他雇员不喜欢同母亲群体工作而给予已育女性更低的工资。因此，市场歧视对已育女性职业发展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已育女性收入水平的降低。已育女性重新投入劳动力市场后所获的工资收入显著减少，这也被称为“生育代价”。在控制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工作特性等一系列因素后仍然存在的“生育代价”即是市场歧视的结果[2]。黄志岭和姚先国（2009）认为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下降会提高女性相对收入水平，主要表现为女性教育回报率提高[3]。陆万军和张彬斌（2016）研究发现，当前女性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女性相对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女性在市场中工资收入显著提高，性别工资收入差距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缩小，市场歧视仍然存在[4]。本研究更多地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出发，基于市场歧视的理论视角，通过讨论子女数量对女性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分析生育对女性市场表现的影响程度。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jmgl/rlzy/562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