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Probit模型、OLS模型与Tobit模型等多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比研究了子女数量对流动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目前流动女性的劳动供给现状以及流动女性子女数量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子女数量确实会影响到流动女性的劳动供给，具体表现为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已婚流动女性的劳动供给，即子女数量越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低。此外，在研究子女数量对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时发现，生育多胎时，子女数量具有正向影响。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引言1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3
（一）数据来源3
（二）描述性分析3
三、模型与变量5
（一）模型构建5
1. 流动女性劳动参与模型5
2. 流动女性劳动时间投入模型5
（二）变量选择5
1. 个体特征5
2. 人力资本特征6
3. 雇主特征6
四、实证分析6
（一）子女数量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6
（二）子女数量对流动女性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7
五、结论与建议8
致谢9
参考文献9
子女数量对流动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
引言
引言
在国内外劳动经济学中，女性劳动供给一直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而随着社会发展，流动人口近年来也成为了研究热点。相对于男性，女性的特殊性在于其职业发展与家庭中承担的角色紧密相连。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女性劳动供给相对较高，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0年后乃至今时今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客观环境的不断发展与变化，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在逐渐放开，全面二孩政策逐步推行。女性尤其在业女性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工作家庭冲突。宏观来看，中国的生育率又将面临一次变化与调整，其对整个社会中女性的劳动供给、就业形势也会相应产生影响，但据统计在我国1100万有机会生育二孩的女性中放弃生育申请意愿的人群比例高达86%。当代女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性面临着自身事业发展、子女照料负担与家庭经济等压力，因此子女数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的分析无论对于当下还是未来都是有着重要意义，而流动女性作为女性群体中的特殊人群，其人口规模庞大，在流动人口中比例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人口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 经济型流动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为全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一般农村或城镇女性相比，流动女性自主化强，受经济驱动的影响更明显[1]，且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更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而带来的管理问题也更为复杂，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劳动供给反映了一个地区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展状况，尤其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形势逐步加速的现实环境之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将会随着之产生变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童玉芬研究发现老龄化将会引起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2]。因而劳动供给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力资本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一般研究常常采用劳动参与率来反映地区的劳动参与，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程度，而女性的劳动供给率往往也成为了衡量地区劳动供给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Mincer很早便将家庭作为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行为的研究重点，他认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必然受到家庭中子女的存在、数量以及子女年龄等因素影响，并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剖面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受到其工资率、生育率、受教育程度、失业率、年龄以及配偶平均收入等因素的影响[3]，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劳动行为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在相对早的时期便关注并研究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影响。
在生育与女性劳动供给相关的研究中，国外较多认为子女数量的增加不利于女性劳动参与，会减少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影响女性劳动供给的各个方面。Angrist采用了美国的人口数据，设置了工具变量前两个孩子的性别，分析得出子女数量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供给率与工作时间 [4]。Hyunbae在研究女性劳动参与时发现每增加一个孩子其概率会降低27.5%[5]。此外在影响的内在机制方面，较多国外文献认为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孩童的看护成本与补贴两方面。在分析瑞典家庭调查数据时Gustafsson等学者发现，由于瑞典的高福利政策，育儿家庭可选择相对优质且廉价的公立子女看护服务，即使配偶收入高，女性依然保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 [6]。在亲属是否提供照料子女行为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上，Viitanen利用英国数据研究得出母亲在教育成本上升并且可获得性下降的情况下其劳动参与率会下降[7]。Conelly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力在有亲属能够看护子女的情况下更愿意增加劳动供给[8]。Glass指出，女性仍然不可避免地担心生育对职业发展带来的阻碍，即使国外对女性生育进行了一定的制度保护，她们始终在这一方面有着敏感的自我保护意识，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生育期中的相关合法权益[9]。
国内关注子女数量对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文献相对国外而言数量与角度略少，但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其指导意义、参考价值更加“本土化”，并且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更多的学者关注了这一课题。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回归家庭”逐渐成为已婚女性市场参与决策的新趋势，尤其当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愈发复杂，这一政策将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在相关的研究中多数认为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会受到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但对于具体影响程度与方向持多种不同看法。杨慧研究指出女性既是生育主体，又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当下女性不仅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生育成本单位化的客观情况，同时面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生育对其劳动参与、职业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显著[10]。於嘉等学者从母亲的劳动供给角度出发，研究得出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其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母亲在生育后相对以往更多地在家庭中投入时间与精力[11]。张川川通过Heckman twostep等多个模型研究得出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女性的劳动供给[12]，并显著降低在职女性的工作投入。张樨樨和王利华通过研究提出生育对城镇女性的工资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具体来说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其工资率下降9%至10%，“生育代价”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得到验证[13]，但也有相关研究持不同看法，认为其影响是复杂多面的，并非一概为负面影响。刘恺在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劳动时间等多方面研究了子女数量对其产生的影响,在女性劳动供给上得出子女数量与其呈现U型的特殊关系,即子女数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呈先减后增的趋势。而在劳动时间上，子女数量对城镇女性劳动时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14]，即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得城镇女性投入更多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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