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研究区域信息化程度与人力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 对国内关于人力资本与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人力资本的概念为论述的出发点,分析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经模型分析，发现在时间序列上，区域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收益和区域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区域间更高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人均更高的人力资本收益。因此，政府因发挥信息化带来的积极作用，扩展在线教育、培训的渠道，以降低接触知识的门槛、减少获取信息的环节，这对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沟通效率、人才培养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目录
摘要 4
关键词 4
Abstract 4
Key words 4
一、引言 4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5
（一）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收益 5
（二）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因素 5
（三）信息化发展程度及其指数测算 5
（四）信息化发展与人力资本 6
（五）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7
（六）特色与创新之处 7
三、数据描述 8
（一）基础数据 8
1.各省区域人均受教育年限 8
2.各省区域人口流动数（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 9
3.各省区域教育资源分配现状 10
（二）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 10
1.经中国化修正的JF终身收入法 10
2.各省区域劳动力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收益水平现状 11
（三）信息发展程度现状 12
1. 我国各省区域信息化发展现状 12
四、影响因素分析 13
（一）固定效应模型 13
（二）解释变量 13
（三）解释变量 14
（四）控制变量 14
（五）固定效应模型设计与结果分析 14
五、结论与局限性 15
致谢 15
参考文献： 16
区域信息化发展对人力资本收益影响研究——基于20122014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引言
引言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在信息技术诞生前，一个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规模效应等要素常常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地域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和该地域的人力资本收益水平愈发对地域经济的增长起到重要影响。高水平的信息化程度，有利于地降低了经济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成本，减少了资源配置中信息的不确定性。而卢卡斯模型、尼尔森模型分别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比较好的解释（EdmundS.Cannon，2000）。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学界已达成普遍共识。
十三五期间，国家信息化建设称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点之一，国务院批示了“国家信息化规划”，以促使“互联网+”建设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拓展。高效的信息互联网系统，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高效传递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从而导致加速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但也似乎间接加剧了我国各区域间人力资本存量不平衡的态势。
从目前我国的各省市实际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现状来看，人口数仍是人力资本总量的决定性因素，但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经生活成本指数折算并进行人均化后，人均实际劳动力人力资本最高的省市前五名“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无一例外，其信息化发展程度指数也都位居全国前列。可见，在我国各地域间，无论是信息化发展水平，还是地域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但同时，二者的不平衡性表现出相同的趋向，即具备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刘跃，2012）。似乎有着更深的联系存在于区域信息化水平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收益
人力资本，是劳动力素质的反映。与单纯的实物资本不同，“个体具有的可以创造个人福祉、社会收益和经济发展的个人综合技能、素质” （OECD，2001）。回顾人力资本概念的发展史，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他指出“通过劳动和机械提高生产率是对人力资本的物化作用”，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先见者的探索下，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舒尔茨（1990年版）首次系统阐释了人力资本理论，以宏观角度阐释了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表述，人力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成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影响因素中，教育决定着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实际水平。Manuelli and Seshadri(2014)，试图以人力资本水平角度为切入，探明导致各国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藉由分析测算结果和人均产出二者关系，发现人力资本质量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这同样也支持了资本积累影响发展程度的观点。此外，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间高速增长，人力资本被认为是 “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Fleisher,2010)。
（二）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因素
在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要素的问题上，学界主流观点一般以教育因素来测度人力资本,教育与经济发展往往具有正相关性（Kyriacou，1991)。Schultz（舒尔茨，1982）的理论指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首要途径，教育不仅产生教育投资本身的收益率，通过外部性效应还可以使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递增，最终促进实体的经济发展。然而,研究中有时会把人力资本片面的视作教育,这可能会低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把人力资本的其他形成因素对增长的影响都归功于教育, 这个角度来说，反而可能会高估教育对增长的作用。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健康因素同样对人力资本的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期学者在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问题上，往往过于强调教育、培训对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作用。可是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不只表现在抽象的知识性空间领域，劳动者个体的综合能力素质才是根本。而健康素质是一个人一切其他综合素质的根基（沈晨光，2017）。此外，经济收入水平也会反向作用，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经济收入水平决定了个人的人力资本可融资能力和数量，这就决定了个人可能得到的人力资本开发与提升服务的供给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可融通的资金越充裕，能得到的服务供给也就更多，其人力资本存量也可能会更高（高强，2018）。另外，人群的跨区域活动导致的人力资本转移会引发二重外部效应，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高技能人群的区域间迁徙，也可能会对区域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产生显著的影响（和立道，2018）。此外，由于在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发生偏离帕累托最优往往是外部正效应问题，这很可能会使个人投资减少，进而导致资源配置不平衡。所以需要不断完善制度以能一定程度矫正市场失灵。因而把制度变迁使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贡献率纳入考量相比较不考虑制度影响高１～１.８个百分点（王金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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