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产业作为保障粮食增产增收的重要产业，仍面临着化肥的利用率低，结构不合理，过量施肥等问题，对泥土、水体、大气造成了深重污染，甚至经过食物链严重威胁到全人类的身心康健，给资源环境和农业继续成长和发展带来威胁。为此，近几年来国家制订了诸多环境规制制度。本文选取2008-2017年化肥产业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的对象，采取面板数据处理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了环境规制对化肥企业技术革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化肥企业技术革新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合理的环境规制对化肥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有激励效应的。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1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2
（一）有关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2
（二）有关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综述3
二、模型构建6
（一）数据来源6
（二）变量选择6
1．被解释变量6
2．核心解释变量6
3. 控制变量7
（三）计量方法及研究模型7
三、实证研究结果7
（一）描述性统计7
（二）回归分析8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9
（一）全文结论 9
（二）政策含义9
致谢10
参考文献11
环境规制对化肥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引言
引言：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但在很长一段时光内，我国一直面临着非常尖锐的人地矛盾，粮食供求状况始终居于紧平衡状态。化肥作为粮食中的“粮食”，是重要的农田物资，通过对农作物产生的促进生长和保护作用来提高作物产量，从而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基本的生存保护，因此，化肥对于提升单位耕地面积产能、保障食粮增产增收有首要的促进作用。2016年，我国生产食粮6.5亿多吨，实现多年连增。化学肥料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0%，是全世界最大的化肥出产国和消耗国。由此来看，化学肥料产业对于保障我国的食粮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化肥产业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服务滞后等问题严重，让化肥行业效益滑坡，发展寸步难行。同时，化肥的利用率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低，生产结构不合理，过量施肥等问题，对泥土、水体、大气形成了深重污染，甚至通过食物链严重危害到人类的身心健康，给资源环境和农业可以持续性发展带来威胁。为此，近几年来国家拟定了诸多环境规制政策。2015年，农业部公布《到2020年化肥利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了化肥投入量零增长的整体思路、基本准则、技术路线、区域重点以及重要任务，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力图到2020年，主要农产品化学肥料使用量落实零增长，其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村入户率达到90%，农作物肥料使用率到达40%，为科学使用化肥提供了指导。化肥零增长是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推进农业绿色成长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组成部分，到现在为止该行动已实行3年有余。同时，农业部门还公布了《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将下降化肥使用量、促进化肥产业转型发展作为整治面源污染的重点任务之一。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指导我国化肥产业技术创新、顺利转型，从而减少环境污染成为亟待管理的焦点性问题。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化肥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促进我国化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为此，研究该项目，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出发，看待化肥产业技术革新的问题，从其影响作用、因素出发，技能填充环境规制理论，也是对技术革新理论的进一步延伸，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对环境规制、化肥产业技术创新实行探究，可以降低化肥企业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加强化肥行业规制制度的改革创新，同时有利于我国逐步减少对外部的技术依赖性，也为政府针对化肥产业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依据，最后实现本国环境和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有关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制度是指政府使用行政法则、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政策等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和间接干涉。在探究中，环境规制解释变量的选择根据探究目标、研究对象及数据的可获取性不同而有较大差异。赵红（2007）使用产业组织理论结构行为绩效（SCP）的分析模型，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经过对环境规制变量及其演化的探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有利于控制环境的污染，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之间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解决不同问题时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并得出环境规制通过对企业的生产成企业的进入与退出、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产生的，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既有促进效应，也有抑制效应，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在考察产业绩效时，要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对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而正确解释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最终影响。陈雯、肖斌（2011）基于安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构建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分析模型，分析许可证市场的长期及短期均衡，结果表明，较低的规制成本能够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在长期内，创新的收益能够弥补环境规制的成本，从而证实了波特假说，这种举措更有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他们还探究了环境规制的变量的作用对象，环境政策工具设计要超越各个中小企业的界限，运用工业园区的形式，从个体推行至群体，打破惯常思维，对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行集中统一的有效处理，并利用上下游企业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建立绿色发展的产业经济链，以此来降低费用成本。在具体实行在群体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节。同时在环境污染问题类别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陈旧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创新型的环境规制工具需要被开发出来。生延超（2008）研究了自愿性环境协议这一环境规制制度的创新，这一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典型合作规制模式是在两者不断进行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制定出来的，认为自愿性环境协议以合作为基础，行业或企业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被政府强制要求参与环境规制的行列当中。在目前发展经济状况下，企业面临来自政府、消费者等的压力，压迫企业做出更为主动地反应，来满足环境规制的要求，但是制度的实施需要灵活的决策和运行机制，注意自愿性的环境协议要与其他种类的环境规制政策协调发展，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行业协会的作用，政府不单独与企业进行协商和谈判，要通过行业协会进行谈判协商并签订协议。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加大宣传力度，以保证其顺利实施。许庆瑞、王伟强等（1995）提出环境规制的概念，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联系起来，用来摆脱当今世界的环境恶化。提出要健全环境技术创新的激励系统，在环境法规执法方面和经济手段方面给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经费的投入提供动力支持和帮助。同时，仅仅依赖于市场推动和技术进步的自然发展，速度缓慢，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要积极加入进来，拉动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成立环境技术创新中心和示范工程中心，用来研究并推广环境治理技术，为进一步普及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环境治理，减少环境污染排放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发挥作用。张其仔、郭朝先（2006）探究了工业行业的污染防治，研究表明国家的制度缺陷使得环境保护政策难以完美执行，导致了环境保护的软约束现象的发生，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引入成本有效性的分析方法，加强环境保护和科技创新的整合，更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这有助于减弱环境问题的外部性，提高环境保护的效率，实现污染的防治由浅入深，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吴巧生等（2004）探究环境政策对技术开发和扩散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技术进步角度看，环境规制能同时提高产出和减轻污染，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的双赢。但是就中国国情而言，要从引入市场机制的角度，强化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包括:环境政策观念的转变、明确污染权的产权归属问题来解决环境规制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费用问题、依据不同产业和厂商的行为方式和战略特征选择合适的环境政策工具并做出适时地调整、从本国利益以及全球环境问题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环境政策工具。赵玉民等（2009）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做了重新界定，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将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形环境规制，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被具体细化为三类，显性环境规制分为自愿性、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命令控制性的环境规制，隐形环境规制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为经过个体或组织的直接作用，调节和规制来实现环境的保护，间接模式分为集体行为模式和组织行为模式，集体行为模式运用集体行为如抗议和协商达到环保的目的，组织行为模式通过环保组织的监督和环保功能来实现环境的治理和保护。陆旸（2009）采取了国际地球科学信息中心网供应的全球146个国家和区域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将污染物程度、减污成本等作为环境规制的权衡变量，其中，环境监督指标是由12个变量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经验分析的结果显示，适当提高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增强污染密集型商品的出口竞争优势，政府通过减弱环境规制水平这一做法来争取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国需加强环境管制的力度，激励企业采用科学先进的污染整治设备，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将排污总量控制在相应的生态阈值内。虞祎（2011）选择区域颁布实行的直接针对畜牧行业环境破坏问题的环保制度的数目作为替代，并认为，这类政策颁发的密集水平与区域环境保护监管的严厉程度是成正比例的，运用8年间31个省的面板数据，采取HOV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中国生猪生产布局的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生猪的生产出现了从环境规制严厉地区向宽松地区转移的现象。同时，研究还证明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相应带来生猪市场规模的扩大的效应。Van Beers and Van Den Bergh（1997）及Harris等（2002）均是根据能源运用密集水平和回收率的综合评价指标自行构建的环境规制解释变量。还有一些学者以GDP为标准来衡量环境规制，曾贤刚(2010)分别使用排污费占GDP和工业污染整治额占GDP的百分比两种方式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运用11年间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的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会抑制各个区域外商的直接投资的流入，然而基础设施、产业的集聚、经济规模大小会显著影响外商的投资，并且认为“污染避难所”的假说因证据不足还不能在中国成立。Grether等（2003）研究环境规制变量运用人均GDP来代理，因为环境规制强度与国家的收入水平有强相关关系，环境规制水平是由收入水准内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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