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中日蔬菜贸易为例，分析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日本蔬菜的市场价格对我国对日的蔬菜出口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日本对中国蔬菜产品的检查比例、检查的违反比例对我国对日的蔬菜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该制度短期内对中国的蔬菜出口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但长期而言也产生了正面影响。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Abstract. 3
Keywords 3
一、引言 3
二、理论分析 4
（一）制度概况 4
（一）理论基础 4
（二）文献综述 5
三、中国对日本的蔬菜出口分析 5
（一）中日蔬菜贸易概况 5
（二）中国蔬菜的出口分析 5
四、“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蔬菜出口的影响 8
（一）日本进口食品检查政策 8
（二）化学品残留标准差异 10
（三）制度影响分析 11
五、讨论与总结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3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以中日蔬菜贸易为例
引言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国之一，国内农业生产能力较高，且农产品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国人民健康、生态环境和资源为由实行绿色贸易壁垒制度，制定严格的检查标准来限制进口，给我国农产品贸易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由于运输方便、农产品需求量高等原因，日本一直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但两国之间也在不断发生贸易摩擦。日本于2003年出台了《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简称“肯定列表制度”，更加严格地规定了农业化学品的最大残留量，并于2006年6月开始执行，该制度的实施对中国对日的农产品出口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本文以贸易量较大的蔬菜为例（本文中的蔬菜主要指食用蔬菜，不包含加工制品），据UN Comtrade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日的蔬菜出口额达到1.02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33.30%，但自2006年后，中国对日的蔬菜出口额一度低至0.83亿美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元，且出口额占比一路下滑，其原因之一便是受到包含“肯定列表制度”在内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冲击，因此研究该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日本的蔬菜出口在“肯定列表制度”实行后受到的影响和造成该影响的可能原因。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是将该制度作为单一的虚拟变量，而是根据制度的执行情况和监视报告的数据，选取产生明显影响的因素并进行分析，以中日蔬菜的交易流量、贸易额等数据和“肯定列表制度”的具体规定为基础，结合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违例产品的种类、数量和违反条目，分析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下冲击我国对日蔬菜出口贸易的因素，以及相关因素产生影响的显著性和持续性。
理论分析
（一）制度概况
“肯定列表制度”于2006年6月开始执行，其规定的农药、饲料添加剂及动物医药品残留检测标准从250种增加到799种，覆涵盖了几乎所有食品和农业化学品，主要包括“沿用原限量标准而未重新制定暂定限量标准”、“暂定标准”、“禁用物质”、“豁免物质”和“一律标准”五项内容，经研究发现，该制度确定的标准参考了日本国内和国外标准，大部分标准都有严格的来源依据[12]。出口日本的农产品首先要经过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检查，然后再进行书面审查，出现不合格的农产品时，日本会令其进行自主检查与行政检查，再无法通过的农产品会直接退回或进行销毁[6]。制度规定严谨，审查流程复杂。
（二）理论基础
“肯定列表制度”的形成建立在技术差距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一国设置要求较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存在两个大前提，其一是该国拥有与之相应的技术水平和检测能力，其二是该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他们对质量安全水平高的食品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
其次，该制度必须符合本国人民的需求层次，人类需求是由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而只有当人民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才会去追求安全需求。日本的经济基础较好，人民的收入水平较高，在消费过程中愿意为得到质量更好的食品而进行额外支出，因此该制度的高标准契合日本国民对食品的安全需求。
（三）文献综述
从肯定列表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来看，学界研究主要以结合具体农产品的分析为主。现有的文献中，王柏玲等（2009）在对水煮笋的出口研究中设计虚拟变量用以检测制度影响，并认为肯定列表制度视情况有可能变成歧视性阻碍。杨树旺等（2010）分析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苹果出口的影响，认为存在绿色壁垒的数量与负面影响程度有关。冯洁（2015）则认为农药残留标准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叶元（2017）通过研究比较中国和斯里兰卡茶叶出口在肯定列表制度下受到的影响，发现该制度对我国茶叶出口具有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两方面。
从影响机制来看，“肯定列表制度”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农产品出口风险提高；其二，农产品出口成本增加，多数研究专注于某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通过这两种作用对进口产品的成本、贸易条件等产生影响，而该影响会改变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熊立治,2013)。徐海清(2007)认为复杂的检疫制度直接限制了我国对日的蔬菜出口。而山丽杰等（2010）通过研究制度带给蔬菜出口企业的成本负担，认为退出日本蔬菜市场是由于企业难以承担增加的符合成本。随着近年我国蔬菜贸易数据趋向平稳，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该制度具有长远的积极影响。从对策和建议方面来看，提高蔬菜安全生产和技术标准、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开拓多元化市场等均是较为常见的政策建议。
从研究方法来看，引力模型的使用最为常见，在最初引入的经济总量和距离两个变量之后，该模型的扩展又引入了人口结构、消费习惯、市场价格等对农产品贸易影响较大的变量，在绿色贸易壁垒制度方面，农药残留指标、出口成本等成为较常用的变量，或根据实际案例增加变量，如杨树旺等（2015）通过在模型中加入TBT通报量分析绿色贸易壁垒的数量对产品出口的影响。除此之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的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三元边际分析也相对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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