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求职就业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其在有无明显提高该群体收入水平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以往研究多基于2010年之前的数据,忽视不同收入层次农民工的异质性。本文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识别社会网络与农民工非农收入因果效应的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工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低收入农民工非农收入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中高收入层次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马太效应”，倾向于扩大农民工收入差距，且该结论在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研究指出，农民工学历水平的提升可能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Abstract 3
Key words 3
一、引言 3
二、文献述评 4
（一）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收入 4
（二）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 5
（三）本文贡献 5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统计 6
（一）数据来源 6
（二）社会网络的测量 6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 6
四、实证分析 8
（一）计量模型设定 8
（二）OLS结果 8
（三）工具变量与一阶段回归检验 9
（四）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DWH检验 10
（五）分位数回归 11
五、稳健性检验 12
六、结论 12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3
农民工社会网络收入效应的再审视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引言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民工作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主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持续上升，2018年总数已经高达2.9亿人，较2017年增长0.6%(国家统计局，2018)。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资本积聚和财富积累对于乡村振兴的实现具有直接意义，但由于农民工的学历水平普遍不高，且长期实施的城乡户籍制度所引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都使该群体在城市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中处于不利态势，加之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便成为农民工传递就业信息、弥补市场缺陷，同时降低职业搜寻成本的重要通道。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视角，探讨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工进城务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经济地位和工资收入的影响。现有研究基本都认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以及就业质量的提高(蒋乃华等，2007；卞智勇，2008；胡金华，2010；周欣等，2016；沈诗杰，2018)。但是，关于社会网络与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关系，现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并不相同。一些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Lin，1999；赵延东等，2002；蒋乃华等，2007；何国俊等，2008；宋月萍等，2015；王子敏，2019)，但也有不少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收入没有明显影响(刘林平等，2007；Mouw，2003；谢勇，2009；彭程等，2016)。本文认为出现这种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研究着重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影响的平均效应，缺乏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细致分析。基于此，本文将从实证研究视角，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探讨社会网络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工获取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得到社会网络与农民工非农收入关系的一个详尽解释。
本文对现有研究的改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针对社会网络的多维度衡量问题，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提取社会网络公共因子，在降维的同时得到社会网络变量的综合信息；第二，在识别社会网络与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因果效应时，为解决社会网络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社会网络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第三，关于社会网络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差异，现有研究缺乏进一步的比较分析，本文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得出社会网络扩大农民工收入差距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着力点；第四，由于面板数据的缺乏，国内关于社会网络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使用截面数据的静态分析阶段，本文使用面板模型对分位数回归的结论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且本文结论较为稳健。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为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数据、变量与描述统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述评
（一）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收入
自汉尼凡于1916年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林南(1982)、布迪厄(1986)、科尔曼(1988)等人从本质、作用和度量等多个方面，发展并深化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内涵，他们指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信任互惠和规范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成员间因某种先赋性的义务或者某些关系或联系而形成的“网络”，这种网络资源具有一定生产性效用，能够为拥有者带来利益。从上个世纪末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获取非农收入的影响，但得出的研究结论却并不相同。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赵延东和王奋宇(2002)基于无锡、北京和珠海市7500个居民的1998年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流动者进城后的经济地位的影响，发现弱关系社会资本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李树茁等(2007)以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为样本，通过OLS回归分析发现社会网络规模、网络构成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何国俊等(2008)以北京市外来农民工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对于家乡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男性农民工，社会网络资源的积聚可以显著增加其收入水平。胡金华(2010)基于福建省南平市、宁德市和泉州市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Logit和OLS回归发现社会网络可以帮助农村转移劳动力改变职业类别并提高其非农收入水平。卞智勇(2008)基于江苏省1100个农户的2005年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工资决定的影响，计量回归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农户获取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叶静怡和衣光春(2010)以北京市外来农民工为样本，采用十余个指标对社会资本进行衡量，发现强关系和弱关系社会资本均对进京务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张学志和才国伟(2012)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为样本，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职业网”和“饭局网”两种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卓玛草和孔祥利(2016)基于2015年甘肃和江苏地区农民工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关系对农民工求职收入的效力，发现农民工通过利用社会网络资源中的信息机制和人情机制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陆文聪和谢昌财(2017) 基于CHIP2008年调查数据，根据社会网络将样本分为处理组与对照组，使用熵均衡法分析了社会网络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关系，发现亲戚、老乡等社会关系网均可以帮助农民工获得收入更高的职位。王子敏(2019)基于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劳动者产出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强社会关系对农村流动人口非农收入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使在考虑技术外生冲击的情况下该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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