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江苏省2005年在全省推行农房建造限制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2001-2008年江苏、安徽两省村级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农房建造限制政策对农村人口外流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对农村人口外流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进一步地，本文对政策实施的影响分别与城乡收入差距、基础建设投资做交互，检验两者间的交互效应，发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农村人口外流更少；在基础建设投资高的地区，农村人口外流更多；第三，农村外流人口为城镇发展提供劳动力，促进地区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words 1
一、引言 1
二、理论分析 4
三、 模型、数据与变量 4
（一）模型 4
（二）数据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
1.灯光数据 4
2.人口数据 6
3.其他数据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7
（一）基础回归 7
（二）交互项回归 7
（三）效应分析 8
（四）稳健性检验 9
1.共同趋势检验 9
2.动态效应检验 9
3.安慰剂检验 10
4.子样本检验 10
五、结论与启示 11
致谢 11
参考文献 11
目录
图1：校准前夜间平均灯光亮度5
图2：校准后夜间平均灯光亮度5
目录
表1：样本村所在县..4
表2：夜间灯光数据二次回归模型的参数..5
表3：变量的解释说明..6
表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6
表5：灯光亮度与人口规模回归结果..7
表6：交互项回归结果..8
表7：地区发展回归结果..8
表8： 共同趋势检验......9
表9：动态效应检验..........9
表10：安慰剂检验....10
表11：子样本检验....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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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房建造限制政策对农村人口外流的影响及效应分析
金善宝实验班（经济管理类） 魏政
引言
引言
当前，中国农村住房存在布局散乱、配套设施缺乏与卫生环境差等问题。为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护乡村土地，江苏省建设厅于2005年出台《江苏省村庄建设规划导则》。该文件首次对农村住房建造进行限制，规定农村居民建房面积最高不得超过250平方米。农房建筑限制政策促使农村居民走出“老宅”（如：无锡市旺庄新村的农民纷纷搬出“老宅”，住进当地大型的“农民公寓”），这不仅节约了土地，还可以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然而农房建造限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具有很大差异，苏北地区仍有大部分的低矮落后农房，在江苏省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上，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苏北可能成为全国农村住房条件最差的地方。
当前研究政策对农村人口外流行为的影响主要关注的是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生态移民政策或者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90年代中期，中国户籍制度是政府控制城乡转移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林毅夫等，1994），阻碍农村人口转移。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放宽了户籍政策限制，但外来人口仍然无法享受当地社会福利，多是不彻底迁移（周天勇，2001；陶然，2005）。各地户籍制度改革虽然总体上都已放宽了户籍政策的限制，原则上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落户城市提供了可能，但是绝大多数城市却又设立了相对较高的资本条件和人才标准，目的在于更多地吸纳资本和人才，而将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或农民挡在了门外（李强，2013）。土地制度与农村人口流动有着正相关性，土地制度的变迁是影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因素（郑子青，201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与劳动时间安排的自主性，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隐性转向显性（刘义，2010；郑子青，2014），但土地权利几乎不具有流动性,农民要想真正实现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就必须无偿放弃其在农村承包的土地和拥有的房产（卢向虎，2005），现行土地制度依旧制约着农村人口流动。如果农地流转的稳定性上升，可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经济损失、心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增加迁移的预期收益，农村将有更多人口迁移到城市（姚从容，2003；王素素，2018）。
生态移民政策是政府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而主导的区域移民（一迪，2003），以减少其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程度，进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学者发现户主的性别、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会对外流行为产生影响（东梅，2011；郑凯丽，2016），而李君（2010）研究农户移民意愿时则发现，户主的个体特征对迁移行为没有影响，由于迁移影响家庭整体福利水平，其最终行为也逐渐由家庭决定。家庭人口结构与收入结构对农户生态移民有着正向作用，搬迁后的生活质量与生产条件则决定农户是否愿意留居（唐宏，2011），当迁入地无法满足居民的基本生产条件时，回迁意愿将会上升（张小明，2008）。除了居民自身因素与迁入地资源条件外，周围村民与村干部的态度对搬迁也具有很大影响，当周边人都进行搬迁时，居民搬迁意愿变得强烈，村干部的对政策支持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搬迁行为（时鹏，2013）。
易地扶贫搬迁是政府为解决区域人口发展困境的移民行为，增进贫困地区民生福祉，使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学者研究发现在易地扶贫搬迁中，进行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低于周边乡镇未搬迁农户（陈胜东，2016），但在进行区域内部比较时发现，往往多是经济情况较好的居民先搬，而经济情况较差的居民没有搬迁（唐丽霞，2005；杨菊，2019）。一方面是由于前者有能力搬迁，且搬迁后更容易适应新生活（王静，2012）；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官员迫切追求“搬迁政绩”，选择先扶持搬迁可能性更大的前者，两方面共同促使搬迁中出现的“搬富不搬穷”现象。与此现象相伴随的还有“移少不移老”与“见户不见人”，老年人的乡土情结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更高（亓高燕，2013；尹燕超，2014），多选择留守故居，在搬迁过程中还存在老年人与子女分户获取搬迁补助，最终导致获取的安置房空置（何得桂，2015）。
现有文献为研究政策对农村居民外流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借鉴的视角，但是本文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目前关于政策对外流行为影响的研究多是关注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生态移民政策或者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甚少关注其他政策对农村居民外流的影响；第二，现有研究多将农户个体作为研究目标，但由于存在家庭分户外流因素的干扰，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结论有偏。而以村个体的灯光亮度与人口规模则可较好反映村内经济与人口活动，灯光亮度高代表村内住房建设扩大，村庄居民未外流；人口规模大代表村民仍留守老宅未走出农村。且2005年江苏省首次对农村建房进行限制规定，临近地区安徽省在本文研究时间范围内（2001—2008年）未对农村住宅面积进行限制，为本文研究农房建造限制政策对农村居民外流影响研究提供很好的实验设计环境，补充政策对农村居民外流影响的研究内容。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省村庄作为处理组，安徽省村庄作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农房建造限制政策对农村居民外流行为的影响，在村庄层面揭示当期农房限制建设政策和农村居民外流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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