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维度，使用2007-2017年中国对20个贸易国和地区文化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在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现状以及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了双边经济规模、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自由度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品的增长主要受集约边际的影响，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扩大经济规模、提高文化认可度、缩小文化距离和抵御外部冲击有利于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增长，地理距离和经济自由度影响甚微。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引言 1
一、 文献综述 2
（一）文化产品二元边际效应的测度 2
（二）文化产品二元边际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2
（三）文献评述 3
二、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现状 3
（一）文化产品的概念界定 3
（二）中国货物和文化产品出口规模 3
（三）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结构 4
三、文化产品二元边际效应的测度 5
（一）二元边际的理论模型 5
（二）中国文化产品对世界出口的二元边际效应测度及分析 5
四、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集约边际效应的因素 6
（一）模型和变量的选取 6
1.模型设定 6
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6
（二）回归结果分析 7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8
（一）基本结论 8
（二）政策建议 9
致谢 9
参考文献： 10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引言
引言
世界文化产品贸易蓬勃发展，中国更是增长迅猛。据统计，入世以后至2014年，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总额从134亿美元增长到79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1.4%，2013年其出口总值达601亿美元，是美国的2.15倍。同时，中国在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数据研究院评为世界第一文化产品出口国。然而，2015年中国GDP总额为11.06万亿美元，仅同比增长6.9%，增速自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1990年来首次跌破7%，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总值也出现下降。数据表明，2015年至2017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值减少195亿美元，年均下降25.6%。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出口增长或缩减是由在现有产品上的出口扩张或限制形成的，也就是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 IM）的作用；新新的贸易理论中则将规模经济、消费偏好和具有差异性产品认定为出口变动的原因，即扩展边际（External Margin, EM）。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下降是集约边际的作用还是扩展边际的作用？导致二元边际变动的因素又有哪些？这些问题的回答对研究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增长和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文献对货物产品二元边际的测算以及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Hummels and Klenow，2005；钱学锋和熊平，2010），但对文化产品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
基于此，本研究拟在新新贸易理论视角下，收集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数据，对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进行分解并实证验证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为认识出口增长的结构，增强文化软实力提供政策借鉴。
一、 文献综述
（一）文化产品二元边际效应的测度
就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的测度而言，目前研究的文献较少。Hanson and Xiang（2009）[8]通过19962005年美国向46个国家出口的影视产品的数据中发现，美国影视产品的出口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的路径，贸易成本、地理距离和语言对影视产品的出口起负面作用。刘慧和綦建红（2014）[16]首次将二元边际的理论应用于文化产品的出口方面，利用20012012的面板数据，基于Hummels and Klenow（2005）[10]的模型和修正的引力模型，分别从10个主要的贸易国家和地区对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分解和测度，认为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主要依赖于数量的增长，扩展边际的作用甚微。此外，以“数量增长”取胜的我国文化产品容易受到外部的冲击。而中国的经济规模水平则是通过扩展边际影响来影响贸易量，进口国的经济规模是通过深度边际来影响。曲如晓等（2015）[22]用在HS6位编码下，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与41个贸易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结构，并在文化差异的视角下，定量分析了在不同贸易成本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二元边际效应的影响。此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沿集约边际增长，且在不同文化维度下文化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无影响，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得文化发达国家加大现有文化产品的出口数量，进而阻碍中国文化产品在扩展边际方向上的增长。彭玥（2017）[19]采用HS6编码，分析了2005年到2014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特征和二元边际效应，认为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呈现出“以量取胜”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的方向实现的，扩展边际的贡献很小。
（二）文化产品二元边际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大多学者都认为贸易成本是影响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包括了关税、贸易壁垒等。Feenstra and Kee（2007）[5] 从贸易自由化和关税政策方面分析了墨西哥和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效应，认为开放的市场和宽松的政策让产品种类更丰富，进而促进了扩展边际的作用。Lawlwss（2010）[12] 通过2006年美国的出口数据发现，更高的贸易成本使得二元边际的作用下降，尤其是对扩展边际影响较大。影响二元边际效应的因素还有一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学者们通常用GDP来衡量。Funke and Ruhwedel（2001）[7] 在分析了10个东亚国家人均GDP与产品出口的关系后，认为人均GDP越高，扩展效应越明显。国许安（2015）[15] 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一国GDP的增长对二元边际效应影响为正，并且在扩展边际中体现更明显。此外，Dutt et al.（2013）[4] 还从一国加入WTO后的出口情况分析，他们认为加入WTO使出口扩展边际效应增长25%，但是对集约边际有负面影响。杜运苏和彭冬冬（2014）[14] 则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出口增长效应的影响，FDI对集约边际的作用大于扩展边际，但都是正面影响。我国学者刘慧和綦建红（2014）[18] 以一国GDP来衡量经济规模，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效率的提高，我国文化产品的种类增多，更多的企业也加入到文化产品的出口行列中，进而会提高文化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Buono and Lalanne （2012）[3] 则认为参加贸易组织对文化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有影响，他们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19932002年法国电影向147个国家的出口情况，得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下的关税减让措施使现有的出口数量增多，但对边际扩展的影响不明显的结论。在外部冲击方面，我国学者刘慧和綦建红（2014）[18]、彭玥（2017）[19] 均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作为虚拟变量，认为外部冲击对集约边际有负面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打击该国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也影响进口国人民的需求，而扩展边际对外部冲击的抵抗明显高于集约边际。除此之外，文化距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这一变量列入考察的范围。曲如晓（2015）[22] 采用中国对41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基于Hofstede所提出的六个文化维度来测度，得出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集约边际不存在影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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