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中国股市在持续了一年的牛市后经历了持续3个月的急跌和半年的磨底，证券市场恐慌蔓延，草木皆兵。在由证金公司带头的“国家队”出手护盘和实施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政策手段后，政府成功托底股市，股市进入恢复调整时期。其中救市资金入市属于资金注入型政策手段。本文采用GARCH族模型，对“国家队”救市前后上证指数的流动性和波动性指标的前后波动变化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队”救市行为减小了上证50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性，也减小了利空消息对股市流动性的冲击。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Abstract 3
Key words 3
1.引言 3
2.文献综述 4
3.理论分析 6
4.模型介绍 6
4.1 GARCH模型 6
4.2 TARCH模型 7
5.实证检验 7
5.1“国家队”入市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 7
5.1.1研究方法 7
5.1.2数据选取 7
5.1.3统计描述 7
5.1.4平稳性检验 8
5.1.5 ARCH效应检验 8
5.1.6建立TARCH模型 9
5.1.7结论分析： 10
5.2“国家队”入市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 10
5.2.1研究方法 10
5.2.2数据选取 10
5.2.3统计描述 10
5.2.4平稳性检验 11
5.2.5自相关检验 11
5.2.6 ARCH效应检验 12
5.2.7建立GARCH模型 12
5.2.8建立TARCH模型 13
6.结论及政策建议 14
致谢 14
参考文献 15
“国家队”入市对股市波动性及流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上证指数为例
引言
1.引言
2015年6月末的股灾始于“杠杆牛市”模式后的断崖式下跌。“杠杆牛市”启动于2014年7月，上证指数蓝筹股的上涨推动了股市的上涨，同年1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1月，央行打开了新一轮的降息周期窗口，同时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持续高涨。降准降息作为催化剂，两融业务的持续活跃和指数上涨造成了正向的螺旋效应。2015年1月，上证指数开始走弱，在实体经济遭遇瓶颈和银行资金放贷困难的经济环境下，中小版和创业版持续膨胀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各路杠杆资金的注意，大量杠杆资金的进入推动了创业板指数持续5个月的上涨，涨幅近3倍。2015年6月12日，就在伞形信托发展举步维艰的时刻，由于一则对场外配资不利的新政出台，整顿各种场外配资的“去杠杆”行动结束了“杠杆牛市”，迎来噩梦般的暴跌。
6月26日，有超过两千只股票跌停，沪深两市市值蒸发近4.9亿元。7月3日，证监会开始实施救市组合计划，以证金和汇金为首的“国家队”入场出手护盘、暂停新股IPO、宣布降准、降息等利好消息，7月9日股市逐渐开始稳健调整。8月20日，关于救市资金退出的讨论给市场再次带来恐慌情绪，引发第二轮断崖式下跌。8月26日上证指数跌倒了2860点，相比于2015年6月12日到达的最高点5178点，下跌了近45%。
“国家队”救市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并不明显，市场上悲观情绪持续弥漫，特别是券商利用救市资金进行利益输送和证监会的数位高官纷纷落马使得质疑声日盛。从长期影响来看救市资金减小了市场波动，引导市场走向价值投资。目前，国内学者多是从理论层面分析救市资金的影响效果，很少有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检验 “国家队”的救市行为对股市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影响。本文从市场关注的“救市”效果如何出发，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上证50指数在“国家队”救市行为前后流动指标和收益率波动的变化，从数据的角度评估救市资金的效果。
本文将分为以下6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对2015年“股灾”发生的原因和“股灾”发生后“国家队”救市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最后从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创新点角度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概括。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从“股灾”形成的原因、救市的必要性、救市措施、救市资金退出和救市效果评价这5个角度对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总结和简单评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分别从理论角度分析救市资金师如何影响股市的流动性和波动性，并得出结论。第四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在利用ADF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和对其残差进行ARCH效应检验后，通过建立GARCH模型和TARCH模型研究“国家队”救市行为对上证50指数的流动性指标和波动性指标的影响，并且分析得到的结果，最后再次利用检验，保证模型解释完全。第六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总结得出的结论后对“国家队”资金如何平稳退出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建立提出相应的建议。
2.文献综述
对于股灾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下面5个方向展开：（1）股灾形成的原因（2）股灾期间政府是否应该救市（3）如果应该救市，如何救市（4）救市资金何时和如何退出（5）救市效果如何。
一部分学者分析了我国2015年“股灾”形成的原因，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股市在2015年处于高位，下跌是必然现象，但是跌幅过大。丁然（2015）认为股灾的发生既有我国政府希望用证券市场的繁荣来缓解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大、融资融券和分级基金带来的过度杠杆化和股指期货监管漏洞的客观原因，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缺乏主见，产生羊群效应而且缺少对市场的信心等主观原因[1]。林祥友等（2016）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从平均绝对超常收益率方面来看，融资融券具有非对称的助涨助跌作用，但是强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将2015年证券市场的向下异常波动归罪于融资融券制度[2]。高勇和王东（2016）除了分析我国股灾形成的原因，还对发达经济体历史上经历的股灾以及救市经验进行梳理得出结论，股灾的发生都是有规律性的，在经历了一轮繁荣高增长的经济且股指处在偏高位时期时，由于杠杆产生的泡沫不断膨胀，在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后容易形成股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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