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日益增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大量耕地闲置，作为合理配置耕地资源、提高耕地利用率和生产效率的途径之一，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活动也随之日益活跃，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发育。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农户进行与土地相关的多种生产活动时，人地关系随之演变，农村社会关系也得到了维系和发展。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决策的原则是农业与非农收益的比较，因此农户的流转行为与其非农就业状况息息相关，农户的职业分化最终会导致其社会网络资本呈现不同的特征。 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同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整理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建立起社会资本的测量模型，并提出假设，研究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变量对社会支持、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四个内生潜变量的影响。在选取若干外生显变量作为六个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后，利用AMOS软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信效度分析、因子分析等检验，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初步构建完整的概念模型。在初步构建的模型进行路径调整等修正后，得到拟合度较好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结果输出的路径系数进行分解，验证了假设，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土地流转对社会资本影响模型中的完全中介效应。
目录
摘要4
关键词4
Abstract4
Keywords4
1.1研究背景 5
1.2研究目标 7
1.3技术路线 7
1.4研究方法 8
1.4.1文献研究法 8
1.4.2定性分析法 8
1.4.3结构方程模型法 8
2.1社会资本理论概述 9
2.1.1国外研究综述 9
2.1.2国内相关研究 10
2.2 土地流转相关研究 10
2.3.1土地流转驱动力 10
2.3.2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11
2.3 社会资本测量研究 11
2.3.1 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 11
2.3.2 本文选取的特征变量 12
3.1土地转出与非农就业的关系 13
3.2土地转入与非农就业的关系 13
3.3非农就业对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社会资本的影响 13
3.4土地流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14
4.1数据统计分析 14
4.1.1数据来源 14
4.1.2 样本特征描述 14
4.2测量模型构建与检验 15
4.2.1测量模型构建 15
4.2.2 信度、效度检验 18
4.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19
4.2.4验证性因子分析 22
4.3 假设检验 27
4.3.1 土地转出、非农就业与社会资本的相互影响模型 27
4.3.3 社会资本、非农就业与土地转入的相互影响模型 29
4.4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31
4.4.1分析方法 31
4.4.2非农就业在土地转出、社会资本间的中介效应 32
4.4.3非农就业在土地转入、社会资本间的中介效应 33
5.1主要结论 34
5.2本研究的启示 35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关性研究
土管152班 刁文欣
引言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
（一）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演变
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并针对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以个体为中心，也可以说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圈层结构，圈子所及范围是自己人，圈子以外则是外人。一些学者也提出，亲属制度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原则的基础，是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传统农村社会交往主要基于农民合作，这是由于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个体的生产力低下，因而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互助模式，主要方式有邻里互助和宗族组织下的农民合作。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以血缘与亲缘为基础的。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产生大量剩余，导致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镇谋求发展，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农户兼业化现象也普遍出现在我国农村。因此随着乡村青壮年常年的异地化生活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已经开始了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其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也随之转型。
而在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网络也不能满足目前的生活、生产所需，导致农村“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关系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家庭内部的联系强弱不再以血缘关系的强弱为主导，亲缘关系已成为家庭关系构成的重要基础。从学者张文宏[1]1996年底至1997年初对天津农村居民社会网的问卷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农民讨论网的亲属关系网中，关系构成比重依次是配偶、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这种排列顺序与中国农村传统家庭结构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
另一方面，除家庭内部关系模式发生变化外，农村社会关系在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同时，地缘、业缘的重要性也不断地体现出来；许多学者的调查显示，农村社会关系中，血缘退居次要地位，地缘和业缘跃居首位。从统计结果看：邻里、同事、亲友代替血亲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首要交往对象。探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交往不能满足农民目前的生活、生产所需，因此在原有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农民为追求利益和较优、较密集的资源，逐渐拓宽了自己的交际面。其交往对象多为同地、同业、同水平，说明农民已经意识到社会关系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随着这个问题的出现，农村居民朋友关系网在现在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拓展趋势。张文宏等对非亲缘关系在讨论网中的构成比重的研究也发现，非亲缘关系比重的上升，农民的家庭网、家族网不再像在传统农村社会中那样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利益”占据上风成为了农村社会交往的主要原则，农民的社会交往正在突破家庭、家族的固有界限。吕永红的调查分析显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农民社会关系的形成将发生质的改变和提升：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会关注具体的致富、生活质量等信息，并有较大概率使用不同交往工具如互联网促使新的社会关系形成。
目前，许多农民开始参与农村正式与非正式组织中的交往，既包括经济合作组织，也包括一些具有较强行政色彩的组织，比如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公会等，农民借助此类组织更多的发展业缘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特征是平等性和契约性。总而言之，在人情与利益的博弈中，利益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因此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虽然凭借血缘、姻缘为纽带，但同时还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业缘关系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利益原则已全面渗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与血缘、感情一起构成了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并且其比重日益增大。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日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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