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目的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通过对农户集中居住前后福利变化和适应性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南京地区农户是否适应角色转变，集中居住是否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研究方法模糊数学评价法。研究结果（1）农户在集中居住后整体福利有所增加，其中增加较为明显的是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这2个功能性指标。（2）农户在集中居住后在家庭经济状况、社区生活、生活环境和心理状况这4个功能性指标有所下降，主要表现在农户在进入城市后具有一定不适应性。研究结论为提高农户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政府应加强农户进入城市后的教育，提高农户对身份转变的接受程度和对社区环境、生活的适应。
目录
引言
引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可知，我国农村地区人口从1996年的8.51亿大幅度减少至2015年的6.03亿，减少了2.48亿人口。而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农村用地面积从2009年的2.77万亩增加至2015年的2.87万亩。出现了农村地区人口在减少但农村用地增加的矛盾情况。由于宅基地的基本属性是没有使用期限，农地地区人口减少导致宅基地闲置和本身农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现行法律承认即使子女已变更户籍，仍有权利继承宅基地，这就导致“一户多宅”的现象出现[1]。现有的制度和法律限制宅基地的在非同集体村民之间流转，宅基地仅表现为福利性而未体现财产或货币性，宅基地大量闲置。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不足与农村大量宅基地闲置。为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国家提出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宅基地退出农户集中居住既能够有效的解决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同时也能够提高土地使用率，农户退出宅基地后的福利状况是政府和学者十分关心的问题。
福利这一概念提出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表示“美好的生活”；现代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福利是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也可以概括为生活的好；庇古认为可以用效用来表示个人福利；2002年森提出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福利应该通过评价其个人的功能性活动大小和个人的自由度来进行测度[2]。福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国内众多学者采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将福利量化，直观的了解农户进入城市后的福利变化，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诸多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户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福利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高，但农户在收入状况这一功能性指标的隶属度小于0.5[3]。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集中居住福利变化有一定差异，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民集中居住后福利改善水平高于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4]。丘陵地区农民集中居住的决策主要受宅基地推力和拉力双重影响，地形和交通是农户愿意到社区集中居住的重要推力。农户集中居住以后在住房条件、交通、心理状况、生活环境等方面福利有所增加[5]；在农户方面，由于农户自身对集中居住认识不足，意愿不强，在集中居住后农民总体福利降低，并且功能性活动集中居住前后变化差异大，其主要因素是家庭经济状况和权益保障[6]。福利的变化在个体上的表现是农户在集中居住后的适应性情况。在适应性方面，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和相关人事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农户自身缺乏危机意识和发展意识，导致农户在集中居住后生活不适应和经济状况下降等问题，主要原因可分为内外两方面，内因指农户自身主观因素、外因指土地相关各项制度等客观因素[7]。从农户角度出发，进入城市后虽然享受这城市的物质生活，但在生活上仍保留农村生活的某些观念和习惯，导致农民对自身身份转变的模糊和徘徊。这种徘徊带给他们一定的不适应，例如自我身份模糊，缺乏市民待遇，就业困难等[8]。可见农户的不适应是农户福利降低的具体表现。
根据前有研究发现多数学者对福利进行测度研究，在测量方法上，理论上存在基数测量法和序数测量法，其中基数测量法的数值型可以对不同人的福利水平和自我幸福感进行比较。但在确定效用上存在不足；序数测量法解决了效用问题，单没有办法确定不同物品对于个人的效用数值情况，无法对个人的满足和福利进行比较。使得福利横向测量难以比较[9]。前有研究针对福利的功能性指标变化进行了很多分析，但由于模糊数学评价方法使数据计算整理后能够表示福利，对具体原因描述不足，本文对经济较为发达的南京地区的8个集中安置区进行调研和数据获取，采用模糊数学评价方法、选取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生活、环境和心理状况这六个功能性指标进行福利的测度，了解农户集中居住的福利变化。针对农户在福利水平降低的功能性指标，根据适应性的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进而对不适应情况进行总结，进一步补充说明福利降低原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福利和适应性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一）农户集中居住福利和适应性的内涵
1.集中居住的内涵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宅基地利用率不高和宅基地闲置情况普遍。因此将分散的人口集中居住，一方面能够为城市化提供一定的指标，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另一方面能够集中资源对改善和提高周边的基础建设和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2．福利的内涵
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中，福利被认为是一定商品或服务而能够得到的效用。但效用通常较为抽象难以度量，许多学者在研究分析时会采用收入来进行替代[10]。实际上，收入和效用都难以完全的反映福利的全部内容。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80—90年代提出可行能力理论，重新定义了福利的概念，即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11]。能力表示人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期望或需要的机会。功能指人在生活中的活动或所处的状态，例如个人在生活中收入良好、居住舒适、身体健康、有接受教育的条件、良好的社交状况及个人心理状态，拥有一定自由的时间。
3.适应性的内涵
农民在退出宅基地，经过人为的改变了身份，成为城市居民，这种改变通常是被动的。在身份上，农民已转变为城市居民，但由于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自身观念固话，导致在进入城市后在日常生活、职业状况和人际关系上与城市原生居民存在差异。农户对自身身份改变也处于模糊徘徊状态，这种状态与差异是农户适应性的表现。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jmgl/ggsygl/5625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