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兴的社区治理模式传入大陆，在部分社区进行了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南京市栖霞区Y社区开展的 “社区营造”模式进行研究，主要探究该社区的实践经验和治理困境，从而为社区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研究发现，Y社区的社区营造是一场有多方主体参与的，以协商对话为行动手段的社区治理实践。该社区通过“互联网+”的线上交流模式拓宽了居民了解社区活动的渠道，提高了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最终促成了居民自治。然而Y社区也出现了一些治理困境，如居民的责任意识不强，初步建立的协商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营造的顺利推进。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研究背景 1
二、文献综述 2
（一）主要概念的内涵 2
（二）“社区营造”的发展过程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2
（三）理论范式 3
（四）“社区营造”的主要议题与经验研究 4
（五）文献述评 4
三、研究设计 5
（一）研究方法 5
（二）资料整理 5
四、研究发现 5
（一）研究对象及项目概况 5
（二）Y社区“社区营造”的多元治理方式 6
（三）Y社区“社区营造“中的困境 8
五、总结与讨论 9
致谢 10
参考文献 10
附录A 11
附录B 12
 “社区营造”的实践经验及其困境探析
——以南京市栖霞区Y社区为例
引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张，异质性增强、同质性减弱的现代新型陌生人社区逐渐增加，这类社区以次级关系为主导，人们之间的情感互动较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也相对较弱，容易出现结构松散、人心涣散的现象。在对这类社区进行治理时，遇到了诸多困境，比如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居民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及认同度较低、社区自组织没有得到充分培育、社区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
为解决上述社区的治理困境，近年来，一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种名为“社区营造”的社区治理模式从台湾传至大陆，并在一部分社区中进行了试验，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下属的 Y社区便是其中的一例。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该社区的社区营造过程及其成果进行研究，总结出实践经验，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城市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主要概念的内涵
1.“社区”的内涵
“社区”一词最初是由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F.J.Tonnies 提出的。他将社区定义为“由具有相同的价值观的人口组成，是一个互帮互助、团结紧密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内部，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富有人情味的。”[1]随着时代的迁移，社区的内涵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些学者在研究社区时将“社区认同”摆在首位，强调社区认同对于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重要性。Bardo John W 等认为，“共同体”的研究应该尤其注重首属关系、情感因素以及归属意识等。[2]Hillery 也明确表示联系纽带是社区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3]
2.“社区营造”的内涵
“社区营造”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经济迅猛增长的日本，其目的是以社区内部的资源为基础，结合来自于社区外部的多方资本，从“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入手，迎合居民的需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从而构建既有文化内涵，又有情感维系的良性社区。目前学术界对于社区营造的概念界定略有出入，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罗家德认为，社区营造就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自组织，协同政府自上而下的层级制治理，再与市场经济相协调，形成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 帮扶三者之间的平衡治理模式，使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4]谈志林等认为社区营造是以“一乡一特色”、 “民众参与”、“挖掘在地文化”等为理念，所开展的包括社区环境营造、社区文化营造、社区教育营造、社区服务流程再造等诸多方面的社区成长计划。[5]
目前，学术界对于“社区营造”的讨论较多，建筑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学科均有所涉及，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二）“社区营造”的发展过程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社区营造来源于日本，传播到台湾后，又对大陆的社区治理产生了影响，其发展过程可谓是源远流长、兼容并包，有众多学者对其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并为未来大陆社区的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启示建议。
胡澎回顾了日本“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指出社区营造在日本共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日本专注于经济发展，由此导致了众多社会问题。传统街区让位于一批拔地而起的工业城市，地方的文化独特性丧失。针对这一现象，各地涌现了诸多市民社会团体，其组织目标是“保全古建筑与传统街区”。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市民对所在街区发展模式及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不少市民认为，社区应该在保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尽力达成传统与现代的调和统一。这一阶段的社区营造较为平和，市民参与而非对抗。20世纪90年代，社区发展面临新一轮的严峻局势，地方经济日益凋敝。恰逢此时，大量非盈利组织救社区于水火之中，政府见状，出台了相应法规，形成以社区居民为主体、非盈利社会组织为副手的治理团队，其管制范围涵盖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6]
牛君梳理了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并为大陆的社区治理提供了借鉴与参考。20世纪90年代，台湾提出“社区营造”的概念体系与发展计划，以“重造社区居民”为主体，以“激发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为驱力，历经了“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三个相互传承的阶段，政府的干预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社区内部自主治理、社区外部力量协同参与的成长形态。鉴于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文化背景与生活方式也较为相近，所以台湾的社区营造计划相较于日本来说，对大陆更有启示作用。除了政府简政放权、提高社区自治力度以外，盘活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及归属感、整合内外部的多方资源、以社区的文化底蕴为永续发展的驱动力——对社区营造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7]

原文链接：http://www.jxszl.com/rwxy/shehuixue/56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