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就业率提高，父母为应对职业压力将儿童抚育的责任从自身转移到了祖辈身上，代际支持逐渐成为中国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因此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在南京市随机抽取10户家庭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笔者从团结-冲突范式、家庭主义等视角出发，根据参与儿童抚育的程度将隔代抚养家庭分为三种模式，以家庭教育场域为切入点对10户家庭中的代际关系状况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祖辈或父辈会通过让渡权力以缓和代际冲突，维持代际间团结的结论。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问题的提出2
二、研究综述2
（一）国外研究现状 2
1. 西方家庭的儿童抚育2
2.代际团结研究3
3.代际冲突研究3
（二）国内研究现状4
1.中国家庭变迁4
2.代际团结与互助4
3.代际冲突与协调5
（三）文献述评5
三、研究设计6
（一）资料收集 6
（二）资料分析6
四、隔代抚养家庭的分工状况7
（一）完全参与模式7
（二）部分参与模式8
（三）混合参与模式8
五、隔代抚养家庭的代际关系9
（一）代际团结 9
1．团结状况9
2.成因分析9
（二）代际冲突 10
1．冲突表现10
2.成因分析12
六、结论与反思13
1．结论 13
2．反思 13
致谢13
参考文献14
代际冲突还是代际团结
——隔代抚养家庭中代际关系的研究
引言
儿童抚育是指家庭内部对儿童抚养与教育的责任，一般由核心家庭中的父母双方承担。伴随着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快速发展，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竞争压力越大，因此越来越多的父母忙于工作无法亲自抚育子女，祖辈家庭自愿或被动地参与到儿童抚育的过程中来，负责孙辈部分或全部的照料工作。这形成了代际育儿互助与合作， *景先生毕设|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对新型家庭的代际关系产生了影响，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协调。作为儿童抚育的一种形式，代际照料目前已成为中国家庭主要的抚养模式之一。一方面一些家庭结构不得不接受当下这种抚养模式，如农村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隔代抚养模式对家庭也产生一定影响，如代际间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持、育儿分工合作与权力让渡等问题。
问题的提出
儿童抚育是指家庭成员承担对儿童的抚养与教育的责任，一直是核心家庭中父母角色所承担责任的一部分，它主要涉及对儿童的性格发展、思想教育以及社会性培养等方面。但伴随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竞争压力越大，父母忙于工作而无法亲自抚养孩子。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物质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对于现在家庭中孩子的养育和教育的问题已经日益凸显，祖辈家庭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儿童抚育的过程中来，负责孙辈部分或全部的照料工作，老一辈人也常常充当父母教育儿童。这就形成了代际育儿的互助与合作，对新型家庭的代际关系产生了影响，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协调。因此，开展关于中国城市隔代抚养家庭的研究对平衡隔代抚养模式下的代际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当今城市和农村的隔代抚养家庭已有不少研究研究，大多研究的关注点都在于这种抚养模式下的亲子关系和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在我国现有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者提出祖辈介入的儿童抚养模式，会对父辈的儿童教育及亲子间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并使儿童社会化受阻。然而，这些研究较少的从祖辈的角度研究祖父辈之间的代际关系。因参与隔代抚养的祖辈与父辈间，可能会在儿童的养育和教育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要想这种抚育模式实行下去，家庭成员间涉及到一些妥协和权力的让渡。这时代际关系将经历一些变化，这可能与非隔代抚养家庭的代际关系不同。因此本研究从该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究隔代抚养家庭中的代际互助和代际关系的状况，考察在这种家庭中，他们是如何就围绕儿童的抚育问题来进行权力分配、协调和代际关系的调整。
“隔代抚养”不仅仅是现代性产物，而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现代年轻人不得不承受多重压力，使得这种现象在社会中越来越突出。因此，隔代抚养现象更是无法避免，且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在隔代抚养模式的家庭中，形成了代际间的育儿互助与合作，并对新型的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家庭成员间通过权力的博弈与协调，实现代际关系由冲突走向团结的过程。因此，为了分析隔代抚养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变化以及家庭角色面临的权力让渡等问题，本文希望通过访谈法在南京市不同的家庭中进行分析，展开深入研究。
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西方家庭的儿童抚育
国外对于家庭变迁中的儿童抚育、亲职与非亲职教育有丰硕的研究结果。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脉络下，关于儿童的抚育问题，国家层面提出了“家庭化”、“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三种基本思路。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发展出完全家庭主义、去家庭主义，以及支持型家庭主义三种模式。[1] 西方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去家庭化”趋势，但关乎子女的养育问题上，权力下放的家庭可能会重新组成一个过渡的抚育单位，隔代抚养机制广泛地影响着家庭的生育决策、劳动决策和代际关系。
西方国家亲职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比较成熟。在儿童抚育问题中，有学者认为父母角色不仅是对孩子尽责，在子女成年前做他们的抚养者、保护者和教育者，还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他们要对社会尽责，向社会输送合格的社会成员，代际亲子关系对儿童社会化具有一定影响。Simonds将亲子关系定义为两个维度，一是接受——拒绝，二是支配——服从。研究发现，生活在温暖环境中的孩子更具同情心和帮助意愿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人。而采取消极的教养方式，如体罚和威胁，可能会阻碍儿童的社会化，使他们不具备积极的利他行为。鲍姆林德参考父母与儿童间交往情况等，将教养形式分为三种类型：宽容型、权威型和专制型。与专制型、宽容型的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子女是成熟、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儿童抚育另一种形式是非亲职抚育，在西方社会中，通常祖辈承担孙子女的照料，是在其父母“失能”时，不再由父母承担对子女的主要抚育责任。[2]此时祖辈属于被迫承担责任，代际育儿合作在祖父孙三代间呈现出复杂的图景。国外学者Robin Goldberg—Glen等相关的研究人员将一些特定背景下形成的隔代家庭，如儿童父母吸毒、家庭暴力、未婚生子等复杂的社会家庭因素，分为广义的隔代家庭是指祖辈任何一方或双方与父辈有承担孩子抚养责任的公共时间；以及狭义的隔代家庭即父辈完全放弃担负孩子教养的责任，继而托付给祖辈承担的家庭。[3] 国外关于隔代家庭中祖辈与父辈间代际关系研究较少，而更多侧重从祖辈的视角来看待隔代抚育的利弊以及祖孙间代际关系的变化。对于隔代抚养家庭来说，在育儿分工合作中会出现祖辈权威的丧失，这体现了米德所提出的“前塑文化”时代的总体性特征，代际间的社会流动和空间流动加深了祖辈与父辈在家庭中权力地位的倒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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