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荐贤散文思想及艺术特色【字数：7545】
引言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仁宗嘉祐三年（1036）出生于四川眉山，徽宗即位，苏轼被赦归京，病逝于返京途中，终年64岁。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亦是政治家，任职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先后历经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等政治变革运动。政治生涯崎岖坎坷，经历反复贬谪与被起用，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频繁地接触荐举。而这些对于荐举制度亲身的所历所感，以及对于荐举制度的个人政治见解与主张，都成为了苏轼荐贤散文创作的素材。
历来学者对于苏轼的散文研究多停留于山水游记、饮酒聚会雅集散文方面，而对于苏轼荐贤散文的研究较少，其实在阅读《苏轼评传》等史籍资料时可以发现：苏轼的一生交游甚广，与之从游者也多是能人才子，苏轼为其荐举一则是作为官员为朝廷选拔人才的职责，也是为这些能人才子争取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本文将从苏轼荐贤散文的创作背景出发，通过研究其荐贤散文内容，对苏轼散文文体以及作品中所展示出政治思想和艺术特色进行探讨，展示除文学素养外，苏轼不凡的政治才华和一颗赤诚的爱才之心。
一、苏轼荐贤类散文概况
在中国古代官员荐举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中，北宋可谓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宋代荐举制度在承袭前代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又作了许多的修订与创新，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制度运行机制，并被正式纳入到官员铨选体制中。宋代荐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荐举制度之一，影响着宋代每位官员的仕途，在宋代许多文人作品也都有对荐举制度的描写与体现。但在其发展后期也出现了僵化现象，并对社会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苏轼在这样一个大的荐举背景之下，加之其坎坷波折的政治经历，更是加深了他对于荐举制度了解，丰富了其散文的内容。
（一）北宋时期荐举状况
从发展历程看，宋代荐举制度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太祖太宗时期的继承与创制。这一时期的荐举制度主要是承袭了唐及五代的荐举制度，并根据本朝的实际状况，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改革、创新，以适应本朝的发展需要。第二阶段是神宗到真宗时期的定型与完备。这一时期荐举制度日益完备，在制度条例趋向定型、完备的同时，荐举制度所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丰富。第三阶段是僵化与衰败，是从哲宗时期直至南宋灭亡。在将近两百年时间里，由于制度与法条制订的完备，后人一直遵循沿用先验旧例，使得荐举制度变得资历化和程式化，丧失了本身的灵活性，也违背了荐举制度为国选拔、储备人才的初衷。
从荐举形式来看，由于荐举发展演变过程中荐官与举士的分途，继而引发了从中唐到五代，再延续至宋代荐举类别的多样化。从广义的荐举来看，宋代的荐举形式包含有选人改官、辟举、荐举差遣、举人自代、奏荫、换官、制科、举遗逸八类。在这之中涉及范围最广，最受关注的一项是选人改官，特别是改京朝官，这是宋代每位选人的理想。若无法改京朝官，那选人就只能一直在选海中苦苦挣扎，期盼出头之日。其次荐举差遣也是受到统治者与官员们的广泛关注的一种荐举形式。宋代由于官、职、差遣三者分离，官员们重视的是实际获得的差遣。为了能够最大化的优化行政效能，选择出最佳的胜任者，人尽其用，而使用荐举差遣。还值得一说的是举人自代，这破除百官在除命中虚情假意的推让，也是朝廷了解官员，储备人才的大好机会。其余形式，如辟举是指由一司长官作为举主具名上奏辟举者，经过严格审核最终获得任命的方式。奏荫是指具备一定官品的官员能够为其子弟申请荫补入仕。换官即官员工作性质的变换，由文到武或由武到文。制科则是指由公卿荐举或是自荐，至吏部参加制科的三个科目的考试，朝廷再从其中选择最优者。举遗逸是将遗贤和隐逸作为荐举对象，以弥补科举取士的不足。
苏轼为官时荐举制度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开始逐渐变大，主要体现在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荐举制度对于宋代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贿赂与朋党两个问题上。首先是贿赂问题，宋代在荐举提拔官员的过程中贿赂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许多官员通过为他人推举改官而大肆收受财物与土地。这些xxxx腐败现象导致了官员铨选的不公，被举官员鱼龙混杂，官员队伍素质大大降低。这一现象不仅背离了荐举制度的初衷，而且导致了后来宋代吏治局面的混乱。其次是朋党问题，宋代朝堂党争十分严重，而荐举制度则沦为了党争的工具。荐举状对于中低阶层官员的升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也就使得举主与被举人之间形成了十分深厚的政治联系，被举人常常在政治上支持或是依赖于举主。某些居心叵测的举主就会利用荐举的职权，为自己获得政局中的盟友，扩大自身的党派势力，从而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蔡京、秦桧、贾似道等权臣都曾经利用由荐举发展而来的门生和故吏的关系网络来掌控朝政。
荐举制度对宋代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对文人风骨的影响上。由于宋代极其看重荐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从而造成了重荐举而忽略对官员德行与才能引导与培养的本末倒置状况。《宋史》本传称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怜……。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1]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10191.]]但是从后来梅尧臣所作的《灵乌后赋》可看出，梅尧臣以其曾经在范仲淹落魄时的精神支持，要求范仲淹以援引举荐自己作为报答。就是这样一个与物无怜，一派名士风流的人，却也在面对荐举时不再看重和追求声名荣誉，并期望以往日的恩情得到一个荐举机会。在荐举与风骨之间，有些文人选择了丢弃风骨。
（二）苏轼职官与荐贤散文创作的关系
苏轼荐贤散文都是创作于其早年入仕和身居要职、旧党实力较强时期，贬谪流放时期则没有相关散文的创作。苏轼入仕时，由于宋朝建国不过几十年，朝政尚未稳固，少数民族xxx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不断加深。外强窥伺，内部官员软弱无能不改，甚至肆意xxxx腐化，在内忧与外患相互激化下，国家风雨飘摇。统治者也想要以改革改变现状，奈何改革意志不够坚决，又加之换代频繁，使得改革常常半途而废。苏轼正是成长在这样一个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加上苏轼的家庭教育，使得苏轼拥有一颗急切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实现政治理想的心，所以在早年为官的时候苏轼创作了大量的策论，先后写有二十五《进论》、二十五《进策》。这些文章的主旨基本都是劝谏仁宗励精图治，监察百官等。其中二十五《进论》中的《贾谊论》提到了皇帝应如何对待人才。后又作《思治论》，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有关改革的政治主张，其中就提到了有关官员考核的问题。这是苏轼有关政治思想第一次较为全面的阐述。
熙宁二年二月，苏轼被任命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四月，神宗下令命两制、两省等诸位大臣上奏议状以表达自己对更改学校贡举之法的意见。当时多数官员都表示支持变更旧法，实行新法。唯独苏轼上书反对，《议学校贡举状》指出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认为旧法不可轻变。此为苏轼在新旧党争之中对于荐举制度的公开言论。
元祐年间苏轼被复起重用，也成为荐贤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时期。在此期间苏轼先后担任过礼部侍郎，右司谏，中书舍人等要职，具备荐举资格，拥有荐举官员的权利。在元祐年间苏轼向朝廷荐举许多人才，也因此撰写了许多荐举公文，如《荐布衣陈师道状》、《举黄庭坚自代状》等，共计二十余篇。又上《论冗官劄子》，陈述朝廷冗官现象，试图改善冗官现象，挽救冗官带来的弊端。也有为在党争中受到排挤与攻讦的有才能的官员撰写的辨举文章，如《辨举王巩劄子》。还有如《复改科赋》这样为庆贺朝廷决定恢复科举以诗赋取士之制的文学作品。
二、苏轼荐贤散文的文体分类
苏轼的荐贤散文不是凭空捏造，亦不是单调的陈述事实，又或者是无病呻吟，他的荐贤散文必然是基于他的思想、生活、交游经历，从而产生的对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见解和反映，以及对真正人才的褒美。根据文章的创作目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体。
（一）策论类
策论指就当时政治问题加以论说，提出对策的文章。苏轼策论类散文最大的特点是切于世用，直面时弊，针对现实的特性十分强烈，并且由于苏轼学识渊博，在散文当中不仅融入了许多经史子集，在写法上也别具新意，自由灵活。这几点在其众多的进策和进论篇章中都有体现，因此也得到了后世高度的评价。
（二）赋类
赋作为一种文体，同时具备散文与诗歌的文体性质，十分讲究文章的文采、追求韵律。宋代以散文的形式创作的赋，被称为文赋，例如苏轼的《复改科赋》。苏轼的赋在艺术特色上，就如他自己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行云流水，初始并无明确目的，但随文章行文结论自然而成。文章文理自然，姿态变化万千。在辞赋创作上，苏轼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独具特色，表现具有苏轼个人色彩的创作精神和艺术风格。
（三）状类
状是作为官员向皇帝察举官吏和评论时事时罗列优劣的文体，例如苏轼《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由于需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状类文章往往感情充沛，说理也常伴有生动的形象，富有文学色彩，由此可见苏轼在为文、为官两方面结合准确、应用自如。
（四）奏议类
奏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员向皇帝陈述政务的重要公务文书，也称奏札、奏疏。在奏议类公文文末须写谨录奏文，谨状，状前或封面还要用黄纸贴上事目，例如《辨举王巩劄子》中便有贴黄字样。苏轼奏类的文章特色是主题明确、凝练简洁，通过对客观真实的陈述，加强对主题的表达，同时语言上简洁又不失文采。
三、苏轼荐贤散文的思想内容
荐贤散文以荐举为目的，那么从文章中对于被举人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对于人才荐举的标准，本段将从被举人的品性，政治才能，与举主的亲疏
关系三个方面，对苏轼荐贤散文的思想内容进行探讨。
（一）贤才有君子之质
为官先为人，为人当如君子，君子立于天地，当有仁爱之心，有忠君之志，有直谏之勇，下面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人才荐举的品性标准。
君子当有仁爱之心。古代每位学子在学习中最先接触到的应该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便是仁。苏轼也不例外，受《孟子》影响尤深。《孟子》的核心思想即是仁政，孟子认为与用武力征服相比，行仁政是一件简单、高效而又长久的办法。苏轼提出的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也，[[[1]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33.]]就是对仁政思想的阐述。苏轼一生秉持仁的做官准则，并始终如一地践行仁政。而且，苏轼的仁政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特别是在知守地方之后，近距离的接触与感受到民生疾苦，苏轼的仁政思想变得不再概括与抽象，由原来狭隘的爱民变为真正的为民。
君子当有忠君之志。苏轼一生心怀远大抱负与理想，并通过很多作品都表达了君子与臣子都应当抱有效忠于国家、忠诚于君主、服务于百姓的为官理念。至于个人的待遇、境遇、职位，这些外物都不应当成为干扰君子东西，同样君子也不应当对此有过多思虑。而君子成为官员，作为社会的管理阶层，则更应当时刻牢记自己的为官的责任和忠君的使命。
君子当有直谏之勇。在党争严重、攻讦四起、奸臣当道的官场之上，唯有一个真君子作为官员才能够做到坦坦荡荡，无所畏惧，在直言上谏时无所顾忌，抛却一切外物杂念。苏轼在《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说到：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为则。[[[2]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4.]]苏轼文章中，多次谈到君子、士大夫，当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当保持刚正，敢于质疑与反抗，始终不忘忧国忧民的情怀，至死不渝地为社稷贡献。
（二）贤才有配位之能
宋朝社会有重文轻武的风气，这就导致了士人们对文学的重视远远超过武学，武学人才缺乏，因此很多士人被迫成为武职官员，但事实对武职工作是不能胜任的。哲宗时，苏轼曾多次上疏向皇帝举荐一名阴差阳错成为武职的文士何去非。
何去非这个人好读兵书，善于论军谈兵，但是在科考中却屡屡受挫，曾先后落榜六次。元丰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径通过省试。在殿试的时候，神宗因赏识他对于武学的独到见解，询问他是否愿意做武职，因不敢有违圣意，被迫充任武职，任命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升至武学博士，先后著有《司马法讲义》、《何博士备论》等。苏轼因欣赏其论军谈兵上的才能，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举荐何去非，希望哲宗能够批准其转为文职。苏轼在奏疏中称:何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1]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836.]]苏轼希望哲宗准许何去非转去文职后仍然做太学博士，但事实却是因为武职出身，而被派到徐州任州学教授，官职明显下降。次年十月，苏轼又再次荐举何去非，希望哲宗能够重用像何去非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
两次荐举，多次上书，苏轼无畏荐举的困难，不计荐举的得失，只希望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得到重用，能在合适的职位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三）荐举为才不为亲
苏轼得益于恩师张方平的谆谆教诲，并有他带领走进宦海，又多次在危难中施以援手，甚至不顾自身安危，事后也不计得失。他们之间有师生之情，有朋友之情，更有如亲人般的情谊，他们两人可称得上契心忘年之交。张方平对苏轼的影响不仅是在文学和仕途上，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张方平对苏轼如水般温润细致的教导，使得苏轼在后来对其弟子也关怀有嘉。说到苏门文人，不得不提的就是苏门四君子，四人作为苏门文人的代表。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仕旅宦途都与苏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轼对这四位弟子不仅仅欣赏，更是尽心尽力地培养，为他们提供好的施展平台，四人终是名满天下。
苏轼的荐举不仅仅是局限于与自己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对于那些没有什么交集但真正有才能的人，苏轼也极为乐意荐举。苏轼与朱长文同年参加科考，也可算作同窗，但也只是短暂交往，并没有深厚的情谊。后朱长文因堕马伤足成疾而不肯从吏，在家乡吴郡著书讲学长达二十余年，在吴郡拥有极高的声望。元祐元年六月，苏轼上《荐朱长文劄子》，举荐朱长文为苏州州学教授。就是这样关系疏远的人，就因为看重他的真才实学，苏轼甘愿为其上奏请荐。
四、苏轼荐贤散文的艺术特色
苏轼散文集中体现了北宋散文语明词达，平易质朴，情理兼备的特色，代表了一代散文创作艺术的最高成就。且苏轼开阔清奇的创作思路，斐然的文采，兼之笔力纵横，往往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本段就将从理、情、奇三个方面探讨苏轼荐贤散文的艺术特色。
（一）为文有理，议论滔滔
理即为理性，苏轼作为举主，能客观理性地记录自己对所荐举官员的所闻所感。苏轼的荐文中都有一段对所荐举官员的描述，多是褒奖赞美之词，但是对于缺点苏轼也不会去隐瞒，《辨举王巩劄子》中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暴[[[1]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830.]]，肯定了王巩的优点，但同时年壮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多致怨憎也指出了王巩的缺点，即使是作为好友苏轼也是有一说一，不偏私护短。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理性。
理也可为条理，苏轼撰写文章有一套自己的写作理论，一般是由评述史事引出事理，而后引经据典，加以议论，最后水到渠成提出结论。在《荐宗室赵令畤状》中，先是论史并例证，《诗经》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和周之盛时，其卿士皆周、召、毛、原，……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2]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956.]]，表明重用宗室之人的重要性、合理性。其次讲述事实，神宗皇帝实始慨然，欲出其英髦，与天下共之，故增立教养选举之法[[[3]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956.]]说明皇帝的态度转变，最后顺理成章地荐举赵令畤。整篇文章先论史，再举例，后写实，内容层层推进，结构错落有序，精于议论，清晰地表达了荐举赵令畤的理由，体现了苏轼荐贤散文的有理有据，议论滔滔。
（二）为文有情，真切动人
情即为人情，苏轼对于人才的爱惜之情在其荐贤类散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苏轼于元祐八年五月上疏了《奏乞增广贡举出题劄子》，认为原有的知贡举题目范围较小，所能选拔的人有限，提出增广出题范围，极尽所能地为多样性的人才争取参加贡举，获得入仕的机会。
如果说苏轼对于人才只有爱惜之情，那是不准确的。如《代吕大防乞录用吕诲子孙劄子》中临终之日，召司马光面托后事，……顾公更且竭力[[[1]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61.]]，寥寥几笔就刻画出了一位心忧家国天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心系于政事的贤臣，并表示少有谏官可与其相比，可见苏轼对人才的敬佩之情。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贤臣，其子孙后代如今却因家贫，不得不为缴纳赋税而劳作。希望圣上能够因为悲悯，追加赏赐恩典，录用子孙后代中有才学者，来表彰名臣的后代。又可见苏轼对人才的怜悯之情。
（三）为文有奇，立意新警
一奇是角度奇，从奇特的视角切入。西汉贾谊，才华横溢，为人中正率直，敢于大胆改革。也此遭到权臣的嫉恨与排挤，致使被贬外放，一腔热忱无处抛洒，满腹才华无人问津，导致贾谊在而立之年就早早地抑郁而终，后世之人对贾谊的遭遇一直抱有十分同情的心理。而苏轼的《贾谊论》中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2]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6.]]认为贾谊的死亡是因为性格原因。同时通过为贾生者，上得其君，……可得志也[[[3]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6.]]的假设，结合贾谊死亡原因，得出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结论，批评贾谊虽有才华却不识等待时机，趋利避害，更没有旷达的胸襟足以坦然面对困窘。文章通过与世人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贾谊的死亡，警醒像贾谊一样的人要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谨慎地处世。同时也是警醒为君者保持视听的清明，同时能够知人之能，善用其才，这样才能使人才真正为国所用。
二奇是结论奇，苏轼的议论还善于无中生有且能自圆其说，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能够说出奇特新意的地方。《留侯论》评论的是历史人物张良，选取了老人授书、桥下取履的事件，以史实为根据，进行推论。提到老人授书、桥下取履通常是赞美张良的重诺守信，感慨张良能把握机遇。但此篇文章围绕忍展开全文，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柯、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据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人事，故曰孺子可教也[[[4]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张良受圯上老人启迪以忍。观大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5]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为高祖谋臣教以忍为策，强调忍小谋大。如此通过例举史实，反复论证，得出忍贯穿于张良的一生，并助其建功立业。
五、对苏轼荐贤散文的评价及其对后世的意义
虽然说现代汉语早已取代了文言在写作和日常生活表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古代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和对万事万物深入的剖析说理，却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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