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漳浦县位于漳州市东南部沿海,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是历史上迁台规模较大的地区之一.林嘉书先生在闽台移民系谱与民系文化探究一书中,对族谱资料的信息统计,得出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漳浦迁台姓氏有35个,涉及323个家族,数量之众,仅次于南靖.平和.诏安三县.［1］这些资料的 更多精彩就在： 51免费论文网|www.jxszl.com 
保存得幸于一批清代以来编纂族谱的珍贵遗存,以及海峡两岸对祖地的认同与迁台历史的追溯.漳浦涉台族谱是联结一脉相承的两岸宗亲的重要历史见证和纽带,是漳浦在台后裔寻根溯源.敬宗追远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本文试以族谱资料中的迁台信息为基础,结合台湾开发历史.对台移民史,对清代漳浦对台移民具体史况进行统计剖析,在此基础上观察漳浦迁台移民在台聚落开发情况,及其对祖地的认同心理.一.族谱中漳浦迁台资料的记载情况作为家族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族谱对族人外迁分房的记载非常重视,往往在世系.行传.谱序中予以记述,此举是为了联系凝聚外迁宗支,客观上也为探究区域间人口迁徙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漳浦现存涉台族谱数量较多,其中对于迁台历史的记载或详或略.详细者能够清楚记载迁台者姓名.迁台具体时间.迁台时的年龄.迁台居住地.在台分衍地等信息,如台湾彰化蒲姓族谱记载:十二世蒲显耀(生于1688_1751年)于康熙年间自漳浦九都社浔堡沙岗乡率妻.子科植渡台彰化,其裔孙繁衍于永靖田尾及台中清水等地.”［2］粗略的记载,仅仅言及某世某代孙有人迁台”.一些迁台家族只在家族记忆中存有开台祖来自漳浦”之类的概念,具体历史情形,已无据可考.如台湾林氏族谱(苏澳)修谱凡例中记载:原系居住于福建省漳州府金浦县,至先祖有象公,始迁居来台,以前在大陆族系,因年代久远,已无可考,故本次修谱以迁台之有象公为第一世.”［3］迁台者及其后人有无返回原乡或书信来往,或许是决定这一信息完备与否的重要因素.整体而言,大多数漳浦族谱都对迁台信息有着较为充分的记载,或者在后世对台族谱对接和在台后裔寻找祖地的过程中得到补足.这就要求在迁台资料整理中,对迁台信息进行筛选和剔除,对于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佐证的简略记载,只能舍弃.通过对所掌握的漳浦族谱资料进行仔细阅读和分辨,可以发现载有迁台信息的族谱共计108部,涉及30个姓氏,分布于现在漳浦县的17个乡镇,详见表1:表1漳浦迁台族谱信息及区域分布情况这30个姓氏中,能够明确分辨为清代的迁台人数有824人.这些姓氏当中,迁台人数参差不齐,最多者陈氏可达24部族谱,384人;林氏也有21部族谱,146人.一方面在于陈氏.林氏家族本身为漳浦大族,宗支衍派众多;另一方面,其族谱数量多,保存较为完好.数量较少者仅有一部族谱,一条迁台记录.需要指出的是,限于族谱资料本身记载的完整性,以上数据并不能完全涵盖清代漳浦迁台家族和人口的全部.另外,由于能够见到的族谱有限,所涉及姓氏数量并非上文林嘉书先生所说35姓之多,但从这些族谱关于迁台资料的翔实程度.覆盖区域来看,都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漳浦县迁台的历史状况.二.清代各时期漳浦迁台规模变化受清代各个时期朝廷对台政策.地方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战事等诸因素影响,漳浦在清代不同时期移民台湾的规模不是均衡的,存在高潮期与平缓期.从迁台时间入手,把握清代各时期迁台情况,是明确漳浦迁台历史状况所必须考虑的.通过族谱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有关迁台时间多附于世系中人名之后,但并非所有的族谱都会明确记载迁台时间,为得出更多较为翔实的迁台时间信息,就需要结合其他时间信息推算而出.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迁台时间推算:同期推算,由迁台人员生卒年,或其同辈兄弟的生卒年进行推测,由于生卒年时间跨度小,且最为当事人生活年代,故此推测最为准确;隔代推算,即当事人生卒年未知,但其长辈.晚辈生卒年已知,可根据代际年数差进行推算.即当事人迁台时间=长辈(晚辈)出生年代+(－)25×(n+1)(n为代际差).如七世出生于康熙辛丑年(1721年),九世迁台时间约为1721+25×3=1796,即嘉庆元年.关于代际差,学者多取30年为一代,也有以20年为一代,本文取其折中值25年.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推算方式存在一定的年代误差,由于本文所需考察时间为某朝,一般存在10年以上的时间跨度,故推算的结果可用以参考.经过汇总,可将清代各时期漳浦迁台人数分布整理如图1.图1清代各时期漳浦迁台规模变化趋势图在以上数据的统计过程中,为保证所统计各时期的迁台人数更符合历史实际,已忽略了一些时间或迁台人员表述较为模糊的信息,诸如于清末迁台”三房派下子孙有人迁台”之类.由上图可看出,漳浦迁台规模从康熙年间开始呈增长趋势;雍正虽仅有13年,但也有几十人迁台;乾嘉年间,特别是乾隆年间,漳浦迁台规模急剧增长,为清代各时期迁台人口之最;道光以后,迁台人口渐少.这一迁台规模变化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以上清代漳浦迁台规模变化也从微观上反映出清代大陆对台移民的基本趋势,即清初稀少,康熙至乾嘉时期快速增长,道光以后渐为迟滞.清初,由于郑成功南明政权与清廷对抗,特别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实行海禁与迁界政策,移民台湾成为非法”.但仍有一大批闽南人民,因不堪海禁与迁界的残酷,而私自赴台投奔郑氏.顺治十八年(1661年)夏五月,黄安.颜望忠等率师继进,授安为右虎卫,招沿海居民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其地.初黄梧艳沿海多富商,劝率泰奏迁海澄内地,民皆破产,哀号自尽.至是为成功所招”［4］.此处所言数十万”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大批民众为郑氏所招属实.这一局面直到郑氏政权败落,复界以后才得以改善.而复界之后的台湾地广人稀,萧条满眼,蕞尔郡治之外,南北两路,一望尽绿草黄沙,绵邈无际”［5］,亟待开发经营.由此,台湾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后逐渐进入移民迁入的快速发展期.至康熙末年(1722年),昔年近山皆十番鹿场,今则汉人垦种,极目良田,惟于内山捕猎”［6］,说明入台移民之多,足迹已涉及番民的生活区域.至乾隆末年,台湾南部广大区域已得到较大程度开发,蓝鼎元在上陈康熙末年台湾开发情况时说: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粮谷之利甲天下.过此再四.五十年,连内山.山后野番不到之境,皆将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抑.”［7］到了乾嘉时期,对台移民呈喷涌态势增长,尤其是乾隆一朝,漳浦对台移民规模呈前所未有的态势.这一变化在清代台湾人口变化中得到清楚的反映.据台湾省通志记载,顺治七年(1650年)台湾人口(汉人数量)为5万人;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十二万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为一百九十四万五千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二百五十四万六千人……从顺治七年(1650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之一百三十一年间,年增加率为百分之二点二;此在现代以前之农业社会中,确为少见之高增加率.此时期之增加,亦多靠移民.”［8］从清代台湾汉人数量的增长来看,康.乾.嘉是其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也是大量大陆移民的涌入,特别是闽粤籍移民迁入的高峰期.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台湾大部分区域的开发经营.这一时期,对台移民虽受政府一定控制,但总体相对宽松,清政府开发了福建沿海几个重要港口,允许与台湾对口通航,还从闽粤沿海大批调派班兵戍守台.澎,实行班兵制度,为移民入台提供了相对的便利.而台湾这一时期,除南部较早开发的区域外,台中.台北广大区域多新设行政区划,如嘉义县.彰化县等,开发程度较低,可耕地面积较宽裕,特别是番人”聚居的山区,尚未有汉人拓垦,如乾隆时期的宜兰地区.大量尚未开发的可耕地无疑是吸引移民进入台湾垦殖的巨大诱因.而到嘉庆中叶以后,由于大部分区域开发趋于饱和,人口增长开始放缓.自嘉庆十六年至光绪十九年之八十二年间,年增加率由前期之百分之二点二,降为百分之零点三;其变化确实惊人.”［8］显然,在此时期,台湾人口已达饱和,无法再增.而随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割据台湾,迁台移民则更趋稀少,台湾人口进入快速自然增长阶段.三.漳浦迁台移民在台分布及其对台开发族谱所载迁入地信息可谓详略不一,有迁入地信息的记载本为少数,而其中又有较大部分只述记迁入村社,需要查阅台湾古今地名册进行对应.虽不能完整反映漳浦迁台移民迁入地的全貌,但也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台主要分布区域.这些记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为两岸宗亲返乡认祖,进而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也对探讨各历史时期台湾各地人口变化.开发状况等方面有着重要参考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下文表2仅反映了漳浦移民入台初始的生活空间,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后,伴随着后代繁衍.活动范围的扩大,必然发生台湾岛内的迁移,这已属于移民在台发展壮大情况,本文此处暂不作考察.以下选取族谱中对入台移民迁入地有明确记载的信息,按姓氏及迁入地所在现设台湾县制汇总如下(见表2):尽管以上数据与所见清代漳浦迁台人数相距甚远,但从各区域迁入人数的差异中,仍能够发现漳浦人在台聚居区域的特点.从其迁入时的聚居地来看,清代迁台漳浦人在台湾南部.中部.北部的分布呈明显差异.台湾南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四地)共计30人,约占统计总人数的10%;台湾中部(云林.南投.彰化.台中.苗栗五地)共计186人,约占统计总人数的61%;台湾北部(新竹.宜兰.桃园.台北四地)共计84人,约占统计总人数的28%;而台湾东部(台东.花莲二地)仅有4人,约占1%.相比之下,清代漳浦人迁台初次聚居地较为集中于台中地区,尤其是南投和彰化二县,其次是台北地区.根据漳浦县志的统计,漳浦入台开基者有100人,主要集中于彰化.高雄.南投.嘉义.台中.台北等地,其中以台湾中部居多.［9］表2清代漳浦迁台移民迁入地信息①清代台湾的移民迁入与开发大致由南向北渐次进行,台南地区在康熙至乾隆前中期得到开发,乾嘉年间移民大量直接或由南部涌入中部和北部地区,至光绪年间已改变台湾人口整体格局.清代之初,本省人口一半以上在台湾县;但至嘉庆十六年,人口重心已移至嘉义县,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二……迨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其分布之情形已大不相同,南部虽仍占多数,但已少于总人口之半;北部则显着增加,占总数四分之一强;中部亦大为增加,占总数十分之三弱.”［8］清代漳浦迁台大规模移民集中于乾嘉年间,而此时亦是台湾中部和北部得到迅速拓垦的时期.至于台东地区,则由于深隔台湾中部山脉,不如山脉以西的台中.台北部分地区那般方便,移民迁入与开垦也相对较少.乾隆末.嘉庆初,漳浦人吴沙开垦宜兰(时称噶玛兰)的史况,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台湾开发的典型和缩影.吴沙开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由漳浦移居台湾淡水厅三貂社,在与噶玛兰地区番人”交易期间,发现该地人稀宜垦,遂生率众垦殖的计划.至嘉庆元年(1796年),林爽文事件平息之后,吴沙率领大批招募而来的闽粤移民千余人进垦头围地区(今宜兰头城).其中,以漳籍移民,漳人千余,泉人渐减,粤人不过数十”［10］.而随同吴沙一同入台垦殖的漳浦移民也应不在少数,这其中包括了在与平埔族斗争中战死的吴沙之弟吴立和吴沙逝后代领其事的侄子吴化等同宗族人.吴沙开垦宜兰后,开启了这一地区移民迁入的高峰期,大批漳籍移民在此时期进入,在吴氏家族的统领下,宜兰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嘉庆十五年(1810年),闽浙总督方维甸奏请噶玛兰收入版图时说: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咸丰年间,又有漳浦人陈辉煌与其弟陈辉豹率家乡移民开发宜兰兰阳溪以南地域,进一步促进了宜兰地区的开发.四.清代漳浦迁台移民的特点透过以上数据反映及其剖析,可以发现清代漳浦迁台移民在聚居方式.迁台时空分布及迁台目的地方面呈现出较为突出的特点.首先,聚邑而居的聚居方式.移民迁台之前,多以同一姓氏聚族而居,家族是其生产.生活的社会基本单位.迁台之后,虽存在同一家族成员大批迁台定居同处的情况,如陈氏希清派后裔十四世正直公,率同村三十多户一百多人渡台,在宜兰县员山建立多兴庄”,繁衍后裔于宜兰及全台各处［11］,又漳浦佛昙杨氏弘农堂”家族于雍正.乾隆时期,自浮湳桥朴仔脚迁淡水［12］,但这种某一家族几十甚至上百人同时迁台的移民,赴台后聚居同一处,或散居在相对相邻区域的现象毕竟为少数.就多数迁台移民而言,迁台后,因其来源地虽较为分散,难以与同族成员聚居,常常由来自同一区域的移民聚邑而居.这些移民聚邑空间,有时以漳浦县域移民为主体,有时以同一乡镇移民为主体.于是与这种现象相伴随,在台湾出现了许多移用自漳浦地名的新地名,如移用自漳浦县名的漳浦厝.樟普寮,移用自赤湖镇旧地名的锦湖.锦湖脚,移用自佛昙镇大坑的大坑罟,等等.这既是同一乡族人迁台后相互协作.共同生产生活以及应对他者竞争的需要,也反映了迁台漳籍人士对祖籍地的强烈归属感.其次,迁台时间和空间上的集中性.由以上剖析可知,清代漳浦人迁台集中于乾嘉时期,特别是乾隆年间,其迁台人数和规模在清代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家族在这一时期全家多人同时入台,于是出现夫妻携子或父携多子赴台的情形,如赤湖陈氏十七世陈宽仁妻(好意)率子百苍.松花.云汉等母子四人约在嘉庆八九年间(约1803年)渡台”［13］.而迁入定居空间也较为集中.通过上述剖析可知,清代漳浦籍移民入台后,多数居于台中和台北地区.这也反映了乾嘉时期,台中.台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人口迅速增加这一历史现实.最后,同一家族迁台目的地上的继起性.此处所言继起性,是就同一家族不同时期迁台而言.通过族谱所载迁台资料可以发现,同一家族内,不同时期的迁台虽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但迁台目的地上却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即迁台者往往迁至已有族人生活的地区.如赤湖陈氏光曜堂”二十世陈辉煌.陈辉豹兄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迁台,入垦宜兰.后陈辉豹后裔赴台宜兰随陈辉煌垦荒定居.［14］又根据台湾张氏宗谱考的迁台记载,可以发现有迁自漳浦霞美眉田保的八人均迁居台中大雅乡,而他们迁台时间分散于康熙.乾隆.嘉庆三个时期.［15］这种现象在漳浦族谱迁台记载中并不鲜见.在相距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之久的迁台历程中,其迁入目的地存在高度统一性,应是迁台家族出于依附族人,便于聚居协作开发经营的现实考虑.对后迁族人而言,迁入有族人生活的区域,能够与早来的族人共享已建立的社会资源,自然为其在当地较快站稳脚跟提供了便利.而以此实现共同聚居,实质上是其原乡宗族势力的扩张与延伸,既壮大了其共同应对外来威胁的能力,也促进了新的在台宗族组织的衍生.异地同名既有先后,则必其地人文开发较早者得名在先,人文开发较迟者得名在后.”［16］清代闽南迁台移民给台湾带去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增长.地域的拓垦;同名聚落产生的背后,是闽南文化在台湾的移植.传播和再发展.移民对于家乡生活习惯根深蒂固的认同是文化得以播迁他处的前提.在族谱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种现象:王大诚(大松),横口惠应派,居旧镇玉厝村,清咸丰间挑本村清德宫微型玄天上帝神像渡台供人朝拜,居嘉义番仔沟.”［17］这种举动在移民本身来看,或许只是出于个人生活和信仰习惯,但却足以促进一种文化的顺利传播.同名聚落得名的先后,既是迁入地与祖地之间联系的重要见证,又是祖地文化随移民播迁的象征.而反观之,来自闽南的祖地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台不致被他者冲击而消弭,则又得益于移民迁入后聚域.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与原乡相同的生活.生产空间形式,也为闽南文化以稳固的形态存留.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空间.清代漳浦迁台移民的历史,同时也是漳州乃至闽南地区迁台移民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缩影,可以管窥清代闽南地区迁台移民大致史况.两岸族谱资料对于迁台历史的追溯,以及对文化交流的记述,为两岸多领域交流提供了历史机缘和情感依托,是不可忘却的珍贵记忆,值得进一步发掘和利用其中的文化价值.［参考文献］［1］林嘉书．闽台移民系谱与民系文化探究［M］．合肥:黄山书社,2006:211．［2］蒲发轫．台湾彰化蒲姓族谱［M］．世界蒲姓宗亲总会出版,1988:48．［3］林麟煌．台湾林氏族谱(苏澳)［M］．手抄本,1970:3．［4］沈云．台湾郑氏始末［M］．台湾文献丛刊第15种:52．［5］蒋毓英．台湾府志［M］．陈碧笙,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73．［6］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M］．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433．［7］蓝鼎元．鹿洲全集: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552．［8］台湾省文献编纂委员会．台湾省通志·卷二［M］．众文图书公司印行,1973．［9］方荣和．漳浦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978－982．［10］潘英．台湾拓殖史及其族姓分布探究［M］．台北:白立晚报,1992:102．［11］陈水源．纂修台湾陈氏道明公后裔族谱［M］．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392．［12］杨振芳．漳浦佛昙杨氏历史渊源考［M］．出版者不详,2003:131．［13］陈建仁．陈氏赤湖世系族谱［M］．出版者不详,2008:114．［14］赤湖陈氏光曜堂理事会．赤湖陈氏光曜堂族谱［M］．出版者不详,2000:4．［15］台湾张氏宗谱考［M］．1990:233－293．［16］钱穆．古史地理论丛［M］．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2:180－181．［17］漳浦王氏宗族理事会．漳浦县王氏宗谱［M］．出版者不详,2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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