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实现了长足进步，但流动人口在这方面仍未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流动人口是个数量庞杂又处于弱势的群体，加之自身利益不能得到保障，这就加大了流动人口采取非常规方法进行维权的可能性。该研究关注流动人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问题，基于CFPS2014的数据，采用probit和iv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和互联网接入的频率大大增加了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另外还依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建议，这对建设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录
摘要3
关键词3
Abstract3
Key words3
一、问题的提出3
二、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进展和影响机理4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5
（一）数据来源5
（二）变量描述5
1.被解释变量5
2.解释变量5
3．控制变量5
（三）模型的选择5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6
（一）现状描述6
（二）互联网使用影响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效应估计6
（三）内生性问题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8
（一）保障流动人口经济权利8
（二）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9
（三）创新政治参与制度9
表1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5
表2 互联网使用影响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效用估计6
表3互联网使用影响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probit模型估计参数7
表4互联网使用影响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ivprobit模型估计参数8
互联网使用对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
引言
一、 问题的提出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和重要部分。作为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快速壮大。2015年已达2.47亿，虽然近些年有所下降，但这样一个大规模流动集团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标志。在居住地社区，农村地区，流动人口为了维护自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jxszl.com +Q: ￥351916072$ 
身的利益和权利，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期望能间接或者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任振宇，2011）[1]。政治参与包括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选举、投票等为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参与则包括群体性事件、政治暗杀、政治贿赂等，是公民在现有制度框架和社会普遍参与政治之外的可能行为（王彩芳，2009）[2]。以流动人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将流动人口定义为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及以上的社会群体。
要充分意识到，提高政府信任及加强流动人口与政府信息沟通机制、保证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权与信息知情权、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公民信息沟通机制和完善的政府是重要契机及路径。近年来，互联网产业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截至2018年6月30日，互联网使用人数达到了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7%。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同样是互联网的使用主体，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虚拟性，匿名性，等特征对流动人口的行为观念和思想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互联网也使得流动人口可以更广泛的参与社会政治讨论。在当代政治制度中，政治参与的意义和作用尤为重要。此外，它更多的是基于舆论，越来越成为政治体制稳定的重要保障。此课题利用中国家庭调查数据（CFPS2014），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实证分析中探究互联网使用对流动人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深入剖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挖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最终实现促进流动人口有效政治参与，降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率的目的。
二、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进展和影响机理
流动人口这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临时性较强的社会边缘团体，无论是在流出地还是流入地都面临着政治参与困难的严重问题。在流出地，由于经济和时间等成本因素的考虑大多数流动人口会选择不参与或者消极的方式参与本地政治活动，久而久之在外流动这部分人便成为了流出地政治参与的边缘群体。在流入地，流动人口由其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的冲击和制度上的不完善而面临着难以融入流入地政治参与的境况，另外，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和频频遭遇社会不公平待遇的双重影响流动人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水平在逐年递增。现实社会中，流动人口劳动力不足，劳动时间过长，工伤事故频发，工资拖欠问题严重，相比于正规工作人员，存在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再加上金钱、时间、精力方面的限制及法律观念不强导致流动人口很难及时应用法律工具维权。在生活没有着落时，他们一些过度的行为能引起政府的注意（任振宇，2011）[1]， 由于流动人口居住在远离户籍所在地的家乡，流入地的福利政策安排和分配往往不如当地人口。他们很难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和余地，因而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以暴力、制度外等极端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而不是借助合法的渠道保障权益，更甚者以自己或对方的生命为代价去解决问题（刘军，2003）[8]。
上述文献中总结的原因大概包括微观个体状态和宏观治理结构。另外，研究还涉及互联网的“助燃”作用。吴国光，郑永年（2005）指出，互联网可以理论化为公共领域，集体行动和信息渠道的平台，并从这三个方面参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9]；游传耀（2008）提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扩大[3]；周巍、申永丰（2006）甚至强调互联网本身是一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方式[4]。在任何国家，新的在线媒体和传统印刷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产生“支持”效应。Andrews和Biggs（2006）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的反种族主义静坐示威，发现新闻媒体形成的网络可以极大地促进静坐示威活动在城市间的传播[10]。这种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亲朋社交网络；Harlow（2011年）研究发现在2009年的Facebook网站上，危地马拉律师指责该国总统的视频吸引了不少评论，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线下抗议活动[11]，在分析了2011年埃及的政治动荡之后，Schumann和Luong（2011）认为在采取行动前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信息，视频，同时也加强了所有网民对已有目标的归属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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