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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使用与中国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字数:13142】

2024-02-25 14:09编辑: www.jxszl.com景先生毕设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下,创新创业成为新常态下农村地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生活水平的关键。在影响创业的诸多因素中,本文将焦点集中于“互联网”这一新型的技术因素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互联网的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示,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的在2014年和2016年的创业概率要分别高出2.5%和3%,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对创业收入并无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通过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偏差后仍然存在。同时互联网的使用强度也会促进创业的行为。在影响机制上,互联网通过信息传播渠道、社会关系网络、降低融资壁垒的效应机制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影响。这表明推广数字信息工具,能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从而达到缩小城乡的差距,消减数字鸿沟的目的。
目录
摘要 2
关键词 2
Abstract 2
Key words 2
引言 2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3
二、模型建构 4
(一)数据来源 4
(二)变量选择 5
(1)关键变量 5
(2)被解释变量 5
(3)控制变量 5
(三)研究假设 6
(四)模型建构 6
三、实证分析 6
(一)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6
(二)互联网的使用强度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8
(三)互联网的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收入 8
(四)解决内生性的问题:IV Probit回归检验 9
四、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分析 10
(一)信息传播渠道效应 10
(二)社会关系网络效应 11
(三)降低融资壁垒效应 11
五、总结与讨论 12
致谢 12
参考文献: 13
互联网的使用与中国农村家庭创业行为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引言
引言
创业作为一种高风险、高投入的产业活动行为,对信息的对称性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jxszl.com +Q: @351916072
具有很高的要求。而由于农村地区地缘因素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农村一直处于“信息荒漠”的状态,信息的不对称带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及风险增大的问题一直是制约农村地区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从理论上来说,互联网以其高速度、大数据、海量性等优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村所存在的信息相对闭塞的问题,从而降低创业风险,增加投资的力度,提高创业的可行性。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所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较2017年底增长了6.2%,同时,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与城镇互联网普及率相比,仍存在26.2%的差距,但两者间的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态势。农村地区在互联网普及规模上的改善,表明了其已经有相对完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但在基础设施改善后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则是人文社科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本文结合创业对农村地区的意义,关注的是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创业所产生的影响及过程这一层面。过去的研究中很少将互联网这一新型的技术工具作为创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不仅仅只是作为技术因素,它更是带来了一次新的产业革命,营造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的社会环境,因此,这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农村地区的家庭创业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这也弥补了以往文献中很少探讨互联网这一因素与农村地区家庭创业关系所带来的不足。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也为农村地区的创业支持政策提供新方向,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引言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创业是一项基于资本(包括社会资本和资金)和信息资源所集成的社会行为活动,对风险控制、信息的把握和资金的供应具有很高的要求。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个人、家庭、社会环境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家庭创业的影响因素。第一,从个人层面来看,作为创业行为的核心要素,创业决策者的个人特质会影响创业活动。Van Pragg & Cramer(2001)研究了个人的风险态度对创业的影响,并发现高风险容忍度对于创业成功有着积极作用。周洋等(2017)基于CFPS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认知能力在城乡居民的创业决策和收入方面起到了正向作用。除了上述的两个因素之外,学者还考虑了个人的宗教信仰对创业行为存在着影响。Rietveld等(2014)的研究发现信仰对创业决策和行为具有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超过这一范围则变为反向的抑制作用。第二,从家庭层面来看,Parker(2006)研究了代际传承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Fairlie & Robb(2007)对此做出了解释:后辈可能直接继承父辈的创业资本,因此前辈的创业对后辈的创业决策具有正向作用,包括示范机制和传导机制。此外,一些学者将焦点放在 “住房”这一重要的家庭资产上,Schmalz et al.(2013)比较了租房者和住房拥有者之间的创业差异,发现住房拥有者创业参与概率要显著大于租房者,且随着所有者的住房财富的增加进一步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创业参与差异。第三,从社会环境层面来说,包括制度环境、社会互动、信贷可获得性等都是影响家庭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Heim等(2010)发现创业者的健康保险补助一方面对自主创业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其显著降低了创业退出的概率。家庭创业除了是一种制度促进型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明显。研究发现,由于社会网络在获取信息、社会规范以及承担隐性的信誉担保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社会互动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积极的影响。(马光荣和杨恩燕,2011;张博等,2015;胡浩等,2018)。
创业具有改善居民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一种适应新常态下优化供给侧结构的方式。而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家庭创业是由小规模纯农业生产发展为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分化的重要途径,具有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和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Mohapatra et al.,2007)。“农民家庭创业”的影响因素在近年来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目前关于而对于农村家庭创业的研究与大多沿袭了上述的思路,研究者们从宗教信仰、性别比例失调、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养老保险、社会资本等角度研究了其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周广肃等,2016;翁辰等,2015;荣昭等,2013;赵朋飞,2015;李祎雯,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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