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土地经营权流转被认为是第二次集体化运动，农民对其态度和行为的实质是农民与集体的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化运动，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和认知集中反映了农民与集体的关系。本文以山东省王推官庄村合作化运动亲历者为对象，在对王推官庄村高龄老人的口述访谈中发现，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不同的成分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合作化的认知不同，在互助组时期，农民和集体是能展开合作的，不论是哪种成分的农民都乐意接受政策的安排；入社后的合作化，农民则不能有选择地远离集体，他们在社里谋生在家户生活，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也是乐意接受的；到了高级社后，随着政策命令增强，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的意识形态联结变弱，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不再势均力敌，而是压制与被压制的状态，他们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变得冷淡甚至抵制。在运动型政治中，集体化的政策实施与农民的个人表达是双向互动的，因此政策的实施需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有所实施但不能强求，需要构建合理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和发展机制。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针对合作化时期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的研究对于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顺利进行和相关的集体化运动的有效实施不无裨益。
目录
绪论 1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1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5
（四）资料来源与案例背景 5
一、合作化时期不同阶段农民与集体的关系 9
（一）互助组时期农民与集体的关系 9
（二）初级社时期农民与集体的关系 12
（三）高级社时期农民与集体的关系 14
二、不同阶段农民对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的主观认知 16
（一）互助组时期农民对农民与集体关系的主观认知 16
（二）互助组时期农民对农民与集体关系的主观认知 17
（三）高级社时期农民对农民与集体关系的主观认知 18
结论与启示 19
参考文献 20
附录 23
致谢 25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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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1.问题意识
201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土地经营权流转被认为是改变农村现状、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它的实施涉及到数亿农村居民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因此政策的制定只是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真正落实并取得实效还在于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即农民的认可和行动，即农民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态度和行为是决定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要因素，如何将农民的关切有机地纳入政策的执行体系中，是落实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关键环节。土地经营权流转被认为是第二次集体化运动，农民对其态度和行为的实质是农民与集体的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化运动，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和认知集中反映了农民与集体的关系，这会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哪些启示。
2.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当前我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实质是经济发展与农民的利益协调问题。对农民与集体关系的探讨，可望解读农民与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农村农业发展理论，推进发展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2）实践意义
对农民和集体的关系的探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农民对政策尤其是集体化政策的态度，可为土地经营流转政策实施提供借鉴，促使决策者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在实现土地集中经营目标、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研究中提出的部分建议可直接应用于决策者的实践。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国外学者表现出了较多的兴趣。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美国。美国学者黄宗智指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徘徊在糊口水平。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在其著作中探讨了华北农村在共产党战争时期和革命胜利后进行的改革及其影响。
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土地集中经营是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选择，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国外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这场运动进行了解读，虽然他们的解读不尽合理，但其研究角度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国内研究综述
对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国内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走合作化道路的缘由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殷倩、刘忠锋认为，农业的小农经济状况堪忧、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建国后的农业产生的新问题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高照明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二是新政权的权威；三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杜景川认为山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原因有三个，分别是：党和政府组织推动、农民积极响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发展态势和社会发展力水平。刘德萍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之所以会加快，最直接原因为粮食危机的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满足工业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集体经济的形成。徐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化思想为农业合作化的进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和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为合作化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实践依据。滕方伟、龚浩亮认为“毛泽东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并将之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从客观现实来看，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避免两极分化的需要，是帮助贫苦农民，使农民不再贫穷的需要，是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佘君、丁桂平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共产党主观选择的角度认为合作化进行是必然的，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共产党的主观选择，并且认为当时国际的形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等主、客观历史原因使得合作化成为必然。叶扬兵认为，1955末1956年初，农民加入高级社的原因很复杂，或是因为谋求个人利益或是因为自己懒惰，但大部分农民都是抱着美好的远景加入的。李建忠认为，农业合作化有利于提高农村生产力和效率，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国家工业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要求。
（2） 农民对于这一运动的态度
在合作化过程中，农村的不同社会阶层对于这一运动的态度是不同的。孟富国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合作化存在着需要和压力的复杂心态。于凤梅分析了贫农、中农、富农在这一运动中的不同心态，指出贫农认为社会主义有奔头；中农的态度不一，新中农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而老中农不太情愿加入，但迫于上级压力又不得不加入；富农是不得已而为之。张晓玲认为，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态度，下中农基本上表现出积极拥护，甚至狂热拥护；上中农的态度复杂，持惑疑、不满意、不积极的态度。对于合作化高潮时期，各级中农从众压力比较大，不同经济状况的新中农内部各阶层对合作化运动持有不同的态度。马媛认为中共的政治权威使得农民对中共的宣传积极响应，并且认为因为农民具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思想，所以需要中共对农民进行长期的宣传教育才能取得成效。易棉阳、罗拥华认为，农民是由于崇拜心理、憧憬心理和从众心理这三种心理的存在才导致农民的积极入社，而高级合作化实现之后，由于高级社产生的实际绩效低于农民高级社经营的期望值，一些富裕中农内心感到失望，失望之后选择退出高级社，于是出现了19561957年的退社风潮。之后，由于党在农村开展了整社运动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使得之前闹退社的农民不再要求退社，已退社的农民和之前的单干户又强烈要求加入合作社。农民行为发生大的转变正是出于沉淀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考虑。周晓虹也分析了农民会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的缘由。宋徽瑾认为，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是农民的感恩心态和压力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李巧宁认为农民的积极加入并不是自主的理性选择，而是和政策和环境有关。而常利兵从社会史角度出发探讨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山西农民在土地、劳动与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讨论社会制度的转型对广大农民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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