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严歌苓小说特色【字数：7776】
第1章绪论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其理论著作《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性的圣经。自《第二性》问世以来就成为了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器，在历次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蓬勃展开，中国的文学转向也随之而来，对人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人们对人性的探讨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女性的切身关怀，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再一次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不少的作家，开始以女性为切入点，在文学创作当中反思女性的处境，思考女性的出路。随着开放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深化，女性主义以《第二性》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拓宽了视角，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并逐渐本土化，使得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实践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严歌苓是当今女性移民作家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她的笔下创造除了一大批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如《一个女人的史诗》、《雌性的草地》、《小姨多鹤》、《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第九个寡妇》等等。严歌苓用大量的佳作为我们回顾和反思了女性在特殊年代的生存困境和生活状态，并且衍生出了像田苏菲、沈红霞、多鹤、陶小童、王葡萄等等经典的女性形象。随着近年来严歌苓的作品影视化的大获成功，严歌苓的影响力不断的在中国加强，对严歌苓的作品研究的热度如似火的骄阳。所以，以严歌苓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切入角度可谓是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本论文立足于《第二性》中的存在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首先试图从女性的处境、女性的他者身份以及社会性别理论三个理论支撑点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比较详细的阐释这三个理论的内涵，并结合相关的文本，讨论严歌苓作品当中体现出的存在女性主义思想。其次，笔者在论文的第二部分，着重从文本出发，选取了《天浴》、《陆犯焉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来分析其中女性的生存处境、生活状态和命运，探讨严歌苓小说的存在女性主义书写。最后，笔者站在思考女性意识的角度上，选取了《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和《金陵十三钗》来探讨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是如何进行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追求自由精神的绽放的。
本人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人格塑造，现在自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以女性主义角度来分析严歌苓小说的特色，其一是符合本人的研究兴趣和价值观导向。其二是有助于对本人价值观的进行更为深度的培养和改造。其三是符合当下社会思潮，具有一定的经世致用的意义。
第2章存在女性主义与严歌苓
波伏娃的是西方存在女性主义的先驱者，她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以存在主义的哲学角度，分别从命运、历史、神话，以及成长、处境、辩解这六个方面，梳理了女性的一生，思考和论证了女性自存在依赖是如何形成的他者身份的原因以及重新寻回自由的方法。
严歌苓是中国当代最为炙手可热的女性移民作家，她的笔下十分关注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审视女性自身的处境。这一章，笔者着重梳理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理论主张，并与严歌苓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一、女性的处境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言当中就明确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波伏娃认为，身体是主体存在与世界之上的主要形成方式，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征，它在女性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女性第一次来了月经，生理上的变化给女性心理上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她由此拥有了孕育生命的能力，也是在这个时候，女性的性欲开始觉醒。波伏娃在《第二性》性的启蒙一章中提到：阴蒂组织在成年时并不发生改变，女人一生保持这种性欲的自主。它只是间接地与正常的性交相连，在生育中不起任何作用。女人正是通过阴道被插入和受精的。阴道只有通过男性的干预才成为性欲中心，这种干预总是构成一种侵犯。[1]意思就是说，女性对性欲的需求完全是被动的，阴道是性欲的中心，却不能完全受女人掌控，她必须忍受男性性器官的侵入才能得到满足。正因为这一点，女性对自我的性需求不能掌握充分的主动权。然而，在整个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体系当中，只有婚姻内部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而且婚姻内部的性行为更多时候是承担着生育的使命，这使女性从根本上无法获得性的自由，她们无从选择，也无法获得快感。而且处于男权社会文化下的她们对性从来都是被动的，如此矛盾的处境，使她们掩饰自己的内心，她们的性欲求变得更加隐秘，变得口是心非，捉摸不定。
在严歌苓的小说当中，女性角色的性爱体验也呈现出隐秘性的特征。严歌苓小说当中的性描写是十分隐晦的，虽然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暧昧行为，却写出了女性一直被忽视的性爱需求和女性最初觉醒的性爱意识。比如《雌性的草地》当中，牧马班的女孩子们生活在政治革命高涨的年代，在强大的政治压迫下，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们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也无法抵抗自身的生理需求。由于男性爱情的缺失，加之压抑的时代氛围，女孩子们的性欲望是在极为隐秘的行为当中得到宣泄的。严歌苓十分隐晦地描写牧马班的姑娘们改造的马鞍；老杜和柯丹打架的时候获得了异样的性满足，并且在作家的文稿中，让老杜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欲望。又如《心理医生在吗》中的我，对性爱的启蒙完全是依赖于贺叔叔的。我对性的感知是在与贺叔叔的几次极具暗示性的接触中激发出来的：火车包厢里贺叔叔给我洗脚；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拉裙子盖毯子；我去看望贺叔叔时睡在了留有贺叔叔味道和汗水的瓜棚。这一次又一次隐秘的两性体验，使我内心深处理解到女性对性与爱的需求。
上述两本小说，我们可以直视地感受到，严歌苓在对于女性自我性爱意识的隐晦书写，更深一层表现出了女性难以言明的性需求，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其中一个便是波伏娃认为的，女性在性爱当中的被动地位。
除了女性的身体因素外，女性的家庭生活也是束缚女性的一道坚固的牢笼。她们一般情况下并不会直接的与社会发生联系，她们一生基本都是在家庭中成长，然后通过婚姻再进入另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可以说，女性的家庭关系就是她们所有的社会关系。
女性的家庭关系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与父母的关系、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与丈夫和孩子的关系基本就是她所有的关系。这些零零总总的关系，实质上都是存在于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社会体系当中的，即女性是被男性价值判断与男性审美标准所塑造出来的。女孩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她逐渐意识到父亲是家庭生活的主导者，如果她再有一个兄长或者是弟弟的话，她会更加确信男性对于家庭的优越性和权威性。长时期的家庭圈养，她的生存和生活都依附于父亲给予她的经济支撑，她会对父亲顶礼膜拜，父权意识会在她成长过程当中慢慢渗透到她的潜意思当中，进而让她对父亲、兄弟的依附扩展到对整体男性的依附。
在婚姻关系当中，女性从主要依附父亲变成主要依附丈夫。虽说只是依附对象发生了转变，但女性的家庭属性从女儿转变成了妻子与母亲。这便意味着她要承担起家庭劳动和生儿育女的双重职责。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女性只有通过婚姻这一条道路来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同时，她们又无法逃避婚姻生活，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丈夫实现自我价值，她们通过占有丈夫的价值而实现自身价值。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也有展现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的生存困境。比如在长篇小数《无出路咖啡馆》中，严歌苓采用插叙的手法，讲述了我的母亲的依附于男性，通过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我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怀着成就自我的梦想，从偏远的小县城来到十里洋城的大上海，凭借着自身的魅力俘虏了位高权重的李市长，并且靠着自身的努力，在与李市长的关系当中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最终成就了自己。我的母亲，将女性在两性关系的从属地位成功的进行了转变，这不能认为是有现实意义的。我的母亲，从一开始便依附于李师长来实现自我价值，这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性。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只能通过男性所创造的价值得以充分的发挥。换言之，女性的努力，必须站在男性的肩膀上。这虽说是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即便是现代社会，通过依附于男性成就自我的女性大有人在。
二、严歌苓笔下的他者
‘他’者是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概念，是指在主体的支配下丧失自我意识，完全处于客体、被动、从属地位的失去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2]波伏娃利用存在主义中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的概念来论证男性与女性的两性关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详细论证了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的辩证关系。萨特认为，意识的主体只有在意识的客体的注视下，才能意识到自己，成为自为的存在，而意识的客体只是通过向意识显现而存在，但是它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既不由意识产生，也不由自身产生意识，它有自己的固定和完整不受主体意识的控制和影响。[3]也就是说自为的存在必须以自在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自为的存在是自在的存在的参照物，来使自为的存在得以确定自我的主体意识，进而得出没有自在的存在就没有自为的存在的结论。自为的存在作为意识的主体，反映到社会性别当中，男性必然是自为的存在，女性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最佳的自在的存在，成为了他者。男人只有在女人的意识当中才能反映出自身的意识，从而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女性作为自在的存在，她成就了男性的需要，同时也必须依靠男性的存在而存在。在两性当中，男性是绝对自由的，作为意识的主体，而女性是相对自由的，是意识的客体，是主体的他者，来确认主体的存在。
在严歌苓的小说当中，也是存在女性的他者的。在严歌苓的许多部小说中，女性形象大多都是贤惠、温顺的。在她们对待男
性的态度上，严歌苓选择让女性用自己的天性去包容男性，毫不保留的将爱给予男性，给予男性深切的女性关怀，从而来体现女性崇高的自身特质。严歌苓用这样的方式反映出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的生活困境。严歌苓本人曾明确表示女人不是第二性，她说：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是跟男人一般见识的，又言：我有一定的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他们很警觉。[4]严歌苓在对波伏娃的理论观点上，持否定态度，认为波伏娃第二性有很大的误导作用。虽然严歌苓秉持着这样的女性观，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严歌苓自己对尺度页很难把握，并且很容易使女性陷入被动的局面。就如上文中我提到的小说《无出路的咖啡馆》中我的母亲必须依附于位高权重的李师长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又如小说《雌性的草地》中牧马班的女孩子们一开始认为她们并不需要接受叔叔的带领和保护。但后来因为女性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天生的劣势，在生活过程中逐渐的默许了男性的主导地位。
波伏娃认为，女性的他者身份是绝对的，女性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自始至终都处于客体的地位，是次要的。任何领域，女人从来没有机会。因此，今日她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新的地位，她们并非要求使她们女性气质得到彰显。她们希望最终能给予她们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没有这两者的结合，自由只是一种欺骗。[5]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严歌苓否定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但女性的他者地位的绝对性，使严歌苓在其文学实践中不得不展现出女性的从属地位。
三、社会性别下的女性形象
马克思曾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说，人的本质属性，在乎于他的社会性。那么，女人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组成，其本质属性也应当是社会性的。波伏娃进而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女人这一主观概念在社会历史当中是不断发展出来的，遂而形成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这一大胆论断，认为女性是被动的成为了男权制文化的驯化者，进而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由社会文化导致的男女两性的差异理解，是社会性别分工和社会性别定位为基础的文化建构。[6]波伏娃认为，男女两性地位的不平等，真正本质的原因不是女性相较于男性的生理弱势，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将女性定位到了男性的从属地位，成为了第二性。因而出现性别等级划分，将女性的从属地位，纳入到了父权制的社会权力关系当中，从而达到有效控制女性的目的。
严歌苓的小说里，女性被社会文化，时代氛围的塑造方面，也存在突出的体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小说《雌性的草地》。《雌性的草地》里所建构的时代，全国人民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当中，女性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而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政治地位。小说中牧马班的女孩子们因为老首长的一句女娃也能放马的指示毅然开赴自然环境恶劣的草原牧马。恶劣的工作环境，革命信仰的要求，社会文化主流的压迫，牧马班的姑娘牺牲了所有的女性特质，外貌变得像个爷们，嗓音低沉。被男权制社会文化下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异化了成了男性化的女人。
第3章严歌苓笔下存在女性主义书写
上一章我详细叙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第二性》中关于存在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并从女性的处境、女性是他者以及社会性别理论三个方面与严歌苓的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一章，我将着重从严歌苓作品的文本出发，论述严歌苓笔下的存在女性主义书写。
一、政治洪流下文秀
《天浴》讲述了文革晚期，美丽的女孩文秀被时代潮流裹挟，如何一步一步利用自己的身体去谋求生存却最终走向灭亡的故事。严歌苓运用细腻的表达手法，理性的思考视角，通过对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的建构，勾勒出了一个女性在非常的历史环境下的生存困境。
《天浴》的主人公文秀是一个美丽、天真、善良、单纯、爱干净的女孩子。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下，文秀成为一名知青，来到了广袤无垠，生活艰苦的草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政治的洪流第一次把她和像她一样的青年的命运改变了方向，并且逐渐地将她推入了毁灭的深渊。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政治是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像文秀一样的女知识青年，是被排斥在政治话语权之外的，她们的命运被操控这，她们的诉求在这种状态下是失声的。为了生存，她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权力进行交易，但对于像文秀一样一无所有的女知青，唯有自己的身体是可以与权力交易的筹码。就如文秀说的一样：想想嘛，一个女娃儿，没得钱，没得势，还不就剩这点老本？[7]后来，文秀为了拿到回城的批文，用自己的身体供领导、干部、供销员等那些有门路的男人们轮流玩弄，被当成男人们泄欲的工具。然而，文秀利用自己最后的本钱去与政治权力进行交易后并没有换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她依附着大人物给予她的希望，都变成了深深的绝望。最终，文秀选择用死亡来洗涤自己的灵魂，老金将文秀的身体放进他做的那方浅浅的浴池，用天浴的方式涤荡文秀身心的污渍，修补她作为一个女性残缺的贞洁。
严歌苓用新颖的视角审视那个疯狂的年代，以独特的女性角度控诉男权政治带给女性的绝望与无助，掌握绝对政治话语权的男性给予女性的不是悲悯与同情，而是无情的剥削与压榨。
二、男权制下的贤妻良母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以男性视角描绘的一幅知识分子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画卷。但其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仍然是在小说历史环境建构中发挥这不可缺失的作用。
冯仪芳在《陆犯焉识》当中只是一个配角的存在，所占的笔墨并不多。但是严歌苓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将她塑造成了一个封建传统的贤妻良母。她是一个上海的大家闺秀，和封建时期所有的中国女性一样，未来只有婚姻一条道路。适龄后，她成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填房太太。可幸运始终不曾降临，新婚八个月就变成了寡妇。没有子嗣的女人，在封建家庭当中是不被容纳的。婆婆想将她赶回娘家，但是守寡的女子是不可能再觅得好人家再嫁的，还有千百年来三从四德的社会价值判断束缚着，她死活不愿意回去。她哭是不出声的，眼睛鼻头也不会红得可憎，她直直地坐在那，眼眶里像是有两把断了线的透明珠子，掉下来不是一颗颗的，是成串地掉，又急又快，一眨眼就把面前的八仙桌落满了。[8]她以这种漂亮的方式向陆家的大少爷示弱，她的示弱迎来了陆家大少爷陆焉识的同情，获得了留在陆家的机会。冯仪芳清楚地意识到，这位陆家的大少爷将会成为陆家有绝对话语权的男人，所以，自己要想在陆家待下去，她必须依附于这个家庭关系上的儿子。像一个大蜘蛛，吐出千丝万缕，要把陆焉识裹住，在她身上打个死结，把他死死缠住。[9]她利用她的柔弱将陆焉识绑的死死的，同时还安排了自己的侄女与陆焉识成亲，并且她夹杂在陆焉识与自己的侄女之间，三个人始终保持这不伦不类的关系。这种种行为的动机，都是为了利用陆焉识来实现自己在陆家的继续生存的地位。
波伏娃认为，千百年来，女性各种不公的处境导致了女性具有内在性的特点，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说，在小说《陆犯焉识》当中，冯仪芳像所有严歌苓的女性人物一样，都具有十分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能力。她聪明贤惠，很会打理家庭事务，把生活过得井井有条。她身上的种种特质，都是社会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所塑造出来了。贤妻良母的冯仪芳也寄托了严歌苓对传统社会文化的反思，被封建男权西厢压抑了数千年的中国女性一直沉默着，处于第二性的从属地位。
三、革命中被驯化的女兵
军旅题材是严歌苓作品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严歌苓早期涉足的文学题材。女兵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它存在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国家暴力机器之中，更能体现出女性特质与男性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里，女兵陶小童生得白净漂亮，温柔善良，充满才情，喜欢读书写诗，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女知识青年。但是这些特质与那个特殊的时代的军队氛围是简直是水火不容的。团支书王掖生对她进行思想改造，入团申请书必须得是抄别人的，自己有文采的书写是不可以的；自己不爱吃面，却被王掖生视为搞特殊；就连出操的时候也不放过她。总之，王掖生就想用部队的铁律驯化陶小童。还有周围的人际环境，使陶小童潜移默化的变成了理想的革命战士。终于她所有独特的女性气质都被以男性价值判断的革命准则所驯化，变得思想肤浅，行为粗糙。
再如《雌性的草地》中的沈红霞，出身将门的她自小便受到了将军父亲的严格要求，再加上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将她塑造成了一个信仰坚定、忠诚使命、思想觉悟高的女共产主义战士。她是整个牧马班的灵魂与标杆，时刻感召着其他姑娘们，为牧马不惜牺牲生命，为了虚无的名誉粉身碎骨。她们拼命的工作，最终不过获得了一个铁姑娘牧马班的恩赐。铁姑娘在那个时代是被认为对先进女性的表彰，孰不知还暗含了对女性特质的根本否定，实质上还是对女性的歧视。
女兵在男权社会里的军队之中，她们也是处于失声的状态的。女性如果想胜任这一特殊的社会职业，就必须按照男性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在身体和精神上接受男性的双重驯服。然而，沈红霞最终却落了个悲剧的结局。
第4章追求女性主体的自我绽放
在追求女性自由和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上，波伏娃认为，女人的自由不是拒绝自己的性别，而是作为女性的存在和价值能够等同男性，得到宽松的处境和平等的机会，她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平等地与男人建立爱情关系，自主地进入婚姻，成为妻子和母亲。她也能全身心地投入事业，自由地在社会中施展才能，取得超越性的价值，而不用担心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波伏娃给出了一个自由女性理想的生存状态，那到底如何做呢？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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