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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女性高管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字数:10044】

2024-11-24 18:20编辑: www.jxszl.com景先生毕设

目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文献综述 1
2.1 关于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 1
2.2 关于女性高管的相关研究 2
2.3 文献评述 3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4
3.1 研究假设 4
3.1.1 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 4
3.1.2 女性高管、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4
3.2 研究设计 5
3.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5
3.2.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5
第四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6
4.1 描述性分析 6
4.2 相关性分析 7
4.3 回归分析 8
4.3.1 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8
4.3.2 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 9
4.4 稳健性检验 9
4.4.1 分组回归分析 10
4.4.2 换样本回归分析 10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12
5.1 研究结论 12
5.2 研究启示 12
5.3 改进之处 12
参考文献 13
致 谢 16
企业女性高管、内部控制与社会责任
摘 要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就业歧视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政府、公众与学者的关注讨论。已有大量文献证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一系列积极影响,如降低资本成本、改善经营业绩、提高公司声誉等。此外,依据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和社会角色理论,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可能存在着正向效应,但以往学者大都将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归因于制度环境、财务绩效、市场化程度等因素,鲜以高管性别为研究视角。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但性别歧视仍然是员工面试、晋升和评优中的普遍现象,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着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高管。因此,本文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9年间的相关数据,通过文 *51今日免费论文网|www.51jrft.com +Q: ¥351916072
献阅读法、描述性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法等研究了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内部控制对高管行为的约束作用,进一步探究了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女性高管有助于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且在内部控制水平更高的企业中,这一正向效应更为显著。
引言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就业歧视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受到了政府、公众与学者的关注讨论。已有大量文献证实,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一系列积极影响,如降低资本成本、改善经营业绩、提高公司声誉等。此外,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认为,女性的道德态度与男性不同,女性更加重视关系和责任,而不是像男性那样强调规范和权利。社会角色理论指出,女性往往被认为更富有同理心,为了满足大众的期望,女性高管需要更多关注各方的利益,以提高社会绩效。因此,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可能存在着正向效应,但以往学者大都将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归因于制度环境、财务绩效、市场化程度等因素,鲜以高管性别为研究视角。
自我国政府将男女平等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女性在教育资源方面受到的待遇比传统社会更为公平,由于刻板印象而造成的职业障碍有所减少,管理层中女性比例增加,成为企业中一个重要的雇员群体。然而,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高管,性别歧视仍然是员工面试、晋升和评估中的普遍现象。鉴于此,探讨如何提高女性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了20082019年间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分析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考虑到内部控制对高管行为的约束作用,进一步探究了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及创新在于:第一,研究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进一步探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也为丰富高管性别多样性提供依据;第二,研究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创新性地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及提高内部控制水平提供重要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关于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
19世纪20年代,国外首次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之后,其复杂内涵在诸多学者的论战中不断明朗。最为公众广泛接受的是Carroll A.& Archie B. (1979)所提出的,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公众对企业在经济、法律、伦理、慈善方面的总要求。也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Brummer J.(1991)认为社会责任只是企业责任中的一部分,企业责任还包括经济、法律与道德。我国学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较晚,李淑英(2007)认为企业不能只注重经济绩效,应该尽可能地实现各方利益以促进社会绩效。荆丰(2015)指出公司在实现利润的过程中,对股东、消费者、员工、文化、教育、慈善、环境以及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负有责任。在度量社会责任方面,国外主要采用剩余指数法、TRI法、KLD指数法等,国内主要采用构建社会责任指数法,如和讯网(潘孝珍,2019)和润灵环球提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白旻和王仁祥,2020),也有学者采用其他指标,如冯业栋和宋增基(2019)在研究民营企业时从就业和税收两个角度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现有学者研究社会责任的影响主要从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两个方面展开。在资本市场方面,佟孟华等(2020)发现高污染企业通过披露环境信息,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公众信任度,进而降低股东融资成本。赵良玉等(2017)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改善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获得更为宽松的融资环境,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且相比于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受到的影响更大。涂红和郑淏(2018)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会耗费一定的资源,但也能够积累良好声誉,最终增加经济利润。孔东民和林之阳(2018)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可能只是为了掩盖内部问题,低质量的披露反而会降低股票回报率。在商品市场方面,李恺和詹绍文(2020)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品牌资本相结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建立品牌效应,增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优势。田敏等(2020)指出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时间越长久、内容越丰富,越能增强消费者满意度,其中品牌认同起到中介效应。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因的研究方面,徐召红和李秀荣(2018)研究发现,市场经济下,企业财务绩效越高,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越强烈。张弛等(2020)依据资金供给和冗余资源理论指出,财务资源的积累可以增强企业经济实力,从而使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杨汉明和吴丹红(2015)指出了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四个重要因素:威严的国家法律、强大的行业协会、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以及有效的制度规则。张蕊和蒋煦涵(2019)发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越强,企业为了满足群众期望,往往会优化其社会责任表现。许英杰等(2018)指出内部治理也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如股权结构、独立董事、监事会规模、高管薪酬等。还有部分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了高管特征,任广乾(2017)指出企业环保投资会受到高管的学历、性别、年龄和职业经历等的影响,邓蕾和朱文莉(2017)发现企业中女性高管的数量和比例越大,越能够促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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